近年来，随着勒庞所著《乌合之众》在阅读界的流行，中文社会掀起了一场污名化“大众”的浪潮。人们似乎从勒庞那缺乏逻辑连续性和实证支撑的“论述”中，找到了“管制”大众舆论的合法性。本着“带着论点找论据”的精神，一系列大众舆论的“恶行”被公之于众。于是，“舆论吃人”的论点开始被“舆论”本身所接受，形成了一派“自废武功”的奇特景致。 事实上，舆论并非全无“恶行”，雪花也并非全然“正义”。中国自古便有“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等典故，并且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舆论的“原罪”也被空前放大，使得原先仅能作用于熟人社区的“三人”“众口”变成了具有巨大破坏性的“雪崩”。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雪花的“非正义性”仅在其所身处的“个案”中才能成立。要在更普适的层面上探讨雪花的“正义”与否，就必须突破“个案”的桎梏，发现舆论之所以作出“恶行”的更本质原因。 纵观历次中文社交媒体上的“舆论风波”，不难看出大众舆论先天便具有的三个“原罪”——多元性、反复性与破坏性。所谓多元性，是指因社会个体在社会背景、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大众舆论与生俱来的多样性。然而，仅具有多元性的大众舆论不仅不具有“雪崩”式的破坏性，还能促进公众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使人们在与不同意见的交锋中深化对社会议题的认识、弥合因个体差异而产生的矛盾。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大众舆论的“多元性”构成了其“中立性”的基础，不仅不是“原罪”，反而应是“原善”。 因此，“雪崩”的发生主要缘于大众舆论的另外两个“原罪”，即反复性与破坏性。所谓反复性，是指随着有关事件的信息的不断披露，舆论主流立场所发生的前后反复。由于公众对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大多投入了一定感情（这种感情既可源于对相关事件当事人的共情，又可源于对“公共认识”的认同），所以主流立场的每一次反复都会加剧公众对事件“反派”的义愤。如此一来，舆论的破坏性便在这种情绪累积的过程中不断加大。倘若舆论最终的矛头指向了“正确”的“反派”，则舆论便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善事”；而倘若该矛头指向了“错误”的“反派”，则“三人成虎”的悲剧就会上演，最终导致“雪崩”的发生。 判断一个结果是否符合“正义”的标准，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这与公众注意力先天便具有的短期性相冲突；加之“正义”的标准本身便具有多元性，使得空泛地讨论雪花的“正义性”变得毫无意义。要降低舆论引发“雪崩”的几率，就必须从舆论的反复性与破坏性着手，在不奢求舆论“行善”的前提下，让舆论尽量少“作恶”。 大众舆论的反复性缘于相关信息披露的不及时或不真实。因此，提高信息披露的速度与信度是减少舆论反复的最佳途径。一个社会的健康运行离不开独立而自由的新闻媒体。后者不仅可以成为弱势群体的有效发声渠道，化解因信息流通受阻而不断积累的不满情绪；还可以为社会热点事件及时而准确地披露信息，使舆论不至于因信息的不对称而摇摆反复。可以说，具有广泛公信力的新闻媒体可以充当大众舆论的“润滑剂”，最大限度地降低舆论的反复性和破坏性，使“雪崩”化解于未然。 如今，针对大众舆论的社会作用，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众舆论的三个“原罪”决定了其只会导致“雪崩”式的言论暴力，因而具有“非正义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舆论可以在公力救济失灵的情况下，自发地“主持正义”，因而具有“正义性“。前者在妖魔化大众舆论的同时，无视了前文所述导致或加剧舆论“作恶”的深层原因；而后者则过于理想化，赋予舆论本不该被赋予的使命。无论哪种观点，都忽略（或选择性忽略）了新闻媒体的重要性：前者忽略了媒体对舆论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后者则忽略了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作用。 中文互联网上充斥着低质量的“谣言”和对各类群体的“网络暴力”，人们似乎逐渐背离了互联网“连接人”的初衷。造成这一现状的部分原因，正是正规媒体公信力与独立性的丧失。弱势群体失去了有效的发声渠道、社会公众失去了可靠的信息来源，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与焦虑之中。于是，义愤与戾气开始蔓延，而那些屡屡出现在社会热点事件中的“反派”们——无论是否真的是“反派”——便成了发泄的出口。因此，争论“雪花是否正义”无非隔靴搔痒，问题的症结如同屋子里的大象，聪明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只是不愿说出罢了。

与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新的民族自豪感相伴而生的，是所谓“中国特殊论”的兴起。它一边强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为现行体制穿上“符合国情”的合法外衣，从而在基础理论上排斥结构性改革；一边夸大中国文化对于外国人的“不可理解性”，拒绝接受中国文化圈以外的人对自身的解剖和批评。无论如何，中国特殊论都构成了李侃如所言“排外主义”的支柱之一，为部分保守人士的“闭门造车”大开方便之门。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必然既拥有所有国家或民族都拥有的全人类的共性，又拥有其他国家或民族所不具备的特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主张。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一个出身于文化风土与社会结构皆不同于中国的美国的学者，其对中国的观察与解释，势必既存在跳脱出中国固有观念的“旁观者”所特有的洞见，又存在因语言或文化的隔阂而不可避免的误读。因此，身为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曾在白宫担任重要公职的李侃如所著《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就并非可以一笑了之的“外国人著作”。 《治理中国》的中文版出版于2010年，彼时正值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福利持续提升、政治相对开明的“黄金时代”，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喜人成果令无数国人对未来充满信心。然而大多数人未曾料到，仅仅9年之后，中国体制积蓄多年的流弊就开始显出其恶果。如今，面对国内外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人们再次陷入一如90年代初期时的迷茫。而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汲取“局外人”的养分。我们不妨翻开这本20多年前问世的著作，看看那时的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 本书共11章，第一部分大致梳理了中国帝制时代的总体特征以及中华民国的历史；第二部分介绍了1949年以来的共和国历史并对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后邓小平时代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治理问题进行了详细地分析；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运作模式及决策过程；第四部分则分别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模式在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法[①]。 本文将结合笔者自身对中国政治及文化的理解，从“洞见”和“误读”两个角度出发，来分析本书值得重视或商榷的观点。“文以载道”向来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推崇，因此本文的分析也难免融入笔者自身的价值判断。 “外儒”与“内法”：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第一次分野 同大多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一样，李侃如将近代以来兴起的反传统思潮与“反儒家”等而视之，认为帝制中国遗留下来的等级秩序与厚黑权术均是“儒家”的主张。然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帝制中国实际上一直奉行黄老与法家之术，只是为了维护自西周时开始延续的“以德配天”的法统，统治者不得不给残酷的统治术披上温婉的儒学外衣。尽管作为维护法统的代价，学习并信奉儒学的文官确实会对帝王产生些许道义上的约束，但帝制中国自始至终充满政治权术、军事阴谋、官僚堕落和社会动荡的本质并未被改变[②]。 这便是所谓“外儒内法”的帝制传统，其核心实为 “内法”，而仅仅作为外衣的“儒”可以被替换成任何其他思想。无论统治者如何努力包装，帝制的残酷本质不会因为外衣的改变而改变。李侃如一面意识到“虽然在两千年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儒学是官方意识形态，但在实际做法上则大量采用法家的主张”，一面又将“学生听从师长，子女遵从父母，下级服从上级，所有人都要尊崇皇帝”的帝制模式归功于“儒家”的影响。他错误地将中国的“封建礼教”归功于“儒学的影响”，而忽略了帝制中国“外儒内法”的本质。 西方近代的代议制民主发端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③]，在这套等级森严的制度中，社会关切是由近及远的，因此产生了“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政治原则。这种依据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分配权利义务的体制，与儒家所倡导的“修齐治平”不谋而合。代议制民主的有效运行，必须建立在熟人社区和本土意识的基础之上，而这恰恰是欧洲的封建制度和同样产生于西周封建制度环境下的儒家学说的自然延伸。如果说“内法”构成了帝制的核心原则，那么“外儒”则蕴含着近代民主制度的基础。 当闭关已久的帝制中国开始被动地与西方文明直接接触时，那些首先“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敏锐地意识到，西方人普遍奉行的社会制度与他们多年以来潜心研习的儒家经典中所设想的社会制度高度相似。他们将西方社会描述为“上下同心，以礼自处，顾全国事如此[④]”的理想状态，并以“天下为公”来概括这种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因此，在清末民初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那些日后被称为“守旧派”的知识分子从民主制度与儒家经典的共同点中受到启发，开始对残酷的帝制进行反思。他们之所以被后世的活动家称为“守旧派”，正是因为他们只反“内法”而不反“外儒”，进而给人一种“封建礼教卫道士”的印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国内外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反外儒”的“进步思潮”开始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这正是李泽厚先生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转折。然而，压倒“启蒙”的可能并非“救亡”，而是经过现代性包装的“内法”。与倡导“有差等的爱”、重视远近亲疏的社会关系的儒学形成鲜明对照，法家所倡导的是“无差等的服从”，意图打破封建社会固有的社会关系网、以将原子化的个人紧密地团结到统治者周围[⑤]。“进步思潮”将德日式的高度集中的国族主义视为中国现代化的捷径，进而从“学习英美”转向“通过德日学习英美”，以使中国不至于在斯宾塞式的“国族竞争”中落后太多。与其说“五四”以后的中国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内法压倒外儒”、“德日压倒英美”。 正如李侃如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二次革命之后的孙中山所建立的国民党，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而与国民党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共产党则同样具有列宁主义式的组织方式，并“具有相似的社会和政治来源”。因此，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五四”以来“进步思潮”的实践者，只不过二者在实现现代化的途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精英”与“群众”：两种革命主体的尖锐交锋 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五四”以后的“进步思潮”提供了一条不同于德日的新的现代化途径。李侃如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将在革命巨变中崩溃的‘科学’、‘进步’的西方理论”，让当时的部分知识分子看到了“迅速使中国进入这一学说所界定的文明先锋的行列”的可能。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这些知识分子组建了中国共产党。 与德日主要通过中上层阶级推动改革或革命的方式不同，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被广泛动员起来的工人、农民与基层军人。李大钊将这场革命的胜利称为“庶民的胜利”[⑥]。德日式的“精英革命”的前提，是发生革命的国家存在一个成规模的新兴贵族群体。这些新贵族既拥有足以推动社会革命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源，又对旧有体制心存不满。而对于像帝制俄罗斯和帝制中国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尚不成熟、新兴贵族尚未形成革命力量的国家来说，德日式的精英化途径可能并不适用。 共产党的早期创始者们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由于清末的中国尚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党迅速失去了对新政权的控制权。尽管孙中山重返广州后确实建起了一支武装力量，但北伐革命的成功也与其“联俄联共”的群众化路线，以及北方中国军阀割据的现实情况密不可分。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阵营并不赞同共产党的群众革命方式，他们坚持走德日式的精英化路线。双方的矛盾在孙中山去世以后一触即发，后者在蒋介石发动的“清党”运动中几乎死伤殆尽。彼时正值1920年代后叶，德日等新兴列强正在迅速滑向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受这股思潮的影响，蒋介石开始倡导“新生活运动”，并与主张群众革命路线的共产党分道扬镳。“新生活运动”虽然有着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的外衣，但其本质却是利用政治高压培养国民服从的习惯，这仍是帝制中国“外儒内法”的翻版[⑦]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未真正完成过。 李侃如将国民党的最终失败归因于“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三个弊病”，即“任人唯亲、腐败和光说不干”。这实际上是小视了中国人对帝制的忍耐力以及共产党所奉行的“群众革命”路线的号召力。尽管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短暂的松弛，但其广泛发动底层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确实将占当时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群体有效地纳入到了自己的革命活动中。至解放战争后期，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抗拒“共产党革命性的社会变革”。 “正统”与“国情”：两种革命路线的分歧与动荡的三十年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内部就存在着有关革命路线的分歧：一边是以共产国际代表与党内具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为首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主张以产业工人为革命主体、以城市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最终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另一边则是以中国本土农民与传统知识分子为首的“结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主张以农民为革命主体、以农民战争的方式夺取政权、最终建立一个由进步阶级共同领导的联合政府[⑧] 。尽管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双方在纠正陈独秀等“右倾投降主义”方面达成了一致，但是党内有关革命路线的分歧一直存在。直到因“正统派”的错误指挥导致全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国情派”取得党内主要领导权后，该分歧才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正如李侃如所言，“国情派”的农民路线使得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时“党员绝大多数由农民构成”，这些人“本能地倾向于反对城市、反对知识分子”。他们“无法掌握大规模行政机构所特有的纸上作业，但却获得了在治理国家的政治机构中身居高位的权力”。正是这种由革命者向执政者角色转换的不成功，最终导致了共和国前三十年激烈动荡的历史结果。 毛泽东身为“国情派”乃至整个共产党的领袖，也存在着上文所述“角色转换”的问题。李侃如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位成功的革命者，其“必须保持高度的热情”，而这“很难与平稳的行政管理兼容”。革命者“倾向于把复杂的管理看作实现其目标的障碍”，而公务员则“常常要对革命者决策冲动中的热情和缺乏技术专长泼凉水”。正是这种革命领袖与官僚体制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使得毛泽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运用他的“斗争哲学[⑨]”与他自己亲手建立的官僚体制进行对抗。而正是这种“周期性地与自己的创造物的作战”，给1976年时接手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们留下了一个“因社会冲突而精疲力竭的国家”以及一个“互不信任与派系斗争已积重难返的政府体制”。 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动荡的三十年中，以邓小平和周恩来为代表的技术官僚在客观上对毛泽东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也正因如此，他们始终被毛视为“腐朽落后”的官僚体制的一部分，不断在权力斗争中被打压。直到1976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相继去世后，邓小平才逐渐走上权力中心，开启了“拨乱反正”的改革进程。尽管在同一时期，党内再次出现了关于改革路线的争论，但邓小平凭借自己超常的政治手腕，平衡各方势力，带领迷茫的中国走上了一条“务实主义”的发展之路。 “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与停滞 用李侃如的话来说，1980年代的改革，是一个“首先采取大胆的行动、然后努力去适应其结果并尽力继续前进”的过程。改革的主要对象，是以毛泽东的平均主义与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它开始于思想领域，即“灵活运用毛泽东思想”，以“把中国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⑩]；在经济领域达到顶峰，将中国经济从毛泽东晚期濒临崩溃的境地中拯救了出来；并最终结束于政治领域。 尽管多数人将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归功于“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但实际在政策层面推进改革的，是“改革的总工程师”胡耀邦以及接替其工作的赵紫阳。关于改革路线的激烈争论几乎伴随了一整个1980年代的改革进程，争论的一方便是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派”，他们“确信要建立更加人性化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就必须进行更多的根本性变革”；而另一方则是以老一辈革命家为首的“保守派”，他们“渴望恢复一连串‘左’倾激进主义之前的时光”。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宣告了这场持续多年的争论的结束，“开明派”彻底失去了党内的话语权，改革也因此一度陷入停滞。好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使迷茫的党和国家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始于1990年代初期的新一轮体制改革将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绩效主义”的原则之上，即一切体制改革都必须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这一策略直到最近还效果显著，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平均每年接近10% 的速率增长。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停滞，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中国的长远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2012年，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呼吁：“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⑪]”这一说法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李侃如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在经济、环保和社会等方面将要面临的挑战，其核心症结正是存在于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系列根本矛盾。 《治理中国》成书于1990年代，距今已二十余年。尽管中国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李侃如的书中所述并未完全过时。正如前文所述，李侃如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理解既有洞见又有误读。我们这代人要做的，正是审慎地剔除其误读的部分，吸收其洞见的部分。 2019年的中国，正面临着数十年未有之变局。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处，我们必须带着开放的胸怀和谦卑的心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中国的土地与人民，已经遭受了数千年的绵延不绝的苦难。我们不能让苦难的历史重演，不能让“文革”的逆流再来。 [①] 李侃如. 治理中国: 从革命到改革[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②] 熊逸. 春秋大义: 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③] 此处的“封建制度”仅指“封邦建国”的社会体制，并非中国学界通常所说的作为一种历史形态的“封建时期”，下同。 [④] 刘锡鸿. 英轺私记[M]. 岳麓书社, 1986. [⑤] 秦晖. “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 (下)[D]. 社会科学研究, 1999. [⑥] 李大钊. 庶民的胜利[J]. 新青年, 1918, 5(5): 436-4. [⑦] 刘文楠. 规训日常生活: 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2013 (5): 89-102. ...

某种程度上，奥威尔是我的政治启蒙者。当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历史老师曾在一个慵懒的午后，送给我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作为考试成绩进步的奖励。这本书就是《动物农场》。那天晚上回到家后，我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尽管当时的我并不了解苏联历史，也不知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内斗，但这则短小的寓言仍然使我感到了深深的震撼。自那以后，我开始阅读启蒙运动以来的一系列哲学与伦理学著作，并对始于卢梭的近代左翼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奥维尔生平 与大多数出身上流社会的左翼活动者一样，奥威尔的“革命生涯”始于对印度殖民地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他毕业于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却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毅然抛弃了优渥的生活，加入了“国际纵队”。然而，当目睹了共和国政府与苏联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实施的红色恐怖之后，奥威尔开始重新审视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西班牙内战最终以弗朗哥政权的胜利告终。回到英国后，奥威尔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1]。他的作品多以反思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为主旨，其代表作——《动物农场》和《1984》——更是成为冷战期间资本主义阵营的宣传读物。有些人就此认为，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后转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可我不这么认为。反思并不意味着反对。作为一个真实投身过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奥威尔比那些坐在温暖的书房里，凭着一腔热血与同情对革命进行臆想的“理论家”要更了解革命的本质。他对革命的反思与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讽刺，是基于他继承自启蒙时代的理性与良心而作出的审慎的决定，绝非一句简单的“立场转变“所能解释。 《动物农场》的故事 《动物农场》的情节很简单：农场中的一群饱受人类剥削的动物,在猪的带领下发起了革命。它们把人类农场主赶走后，按照老少校（马克思）当初的设想，建立起了一个动物平等的理想社会。然而，新政权建立之初的美好时光稍纵即逝。革命领袖拿破仑（斯大林）将自己的革命同志雪球（托洛茨基）驱逐出农场后，开始了自己的独裁之路。整本书在结尾处达到了其讽刺意味的高潮——原本与人类势同水火的革命领袖开始变得与人类一样用两条腿走路，并将原先人类对动物的剥削变本加厉地重新带回农场。与人类统治时期有所不同的是，新社会的剥削在宣传部门的粉饰下变得更具欺骗性，动物们在一遍又一遍的政治宣传中，不仅默默接受了重新被奴役的现实，还开始对新的剥削者感恩戴德[2]。这其实是另一个“屠龙勇士变成恶龙”的故事，即革命者在革命成功后成为另一个独裁者。历史往往会在这种专制与革命的拉锯中不断循环，人们将这种循环称为历史周期率。 历史周期律 奥威尔与托克维尔一起，被许多后来的知识分子亲切地称为“同时代人”[3]。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具有预见性与普适性，更是因为他们所经历的历史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归于陈迹。人们总是感叹“历史的惊人相似”，但真正对历史及其“相似性”进行严肃思考的却少之又少。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近四千年历史中，专制与革命的循环反复上演，并且每次王朝更替都伴随着恐怖的屠杀与饥荒。单就这点而言，奥维尔和托克维尔这两位远在异乡的冷峻思考者，在历史的吊诡中，成了中国的“同时代人”。 关于如何走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曾与黄炎培有过一段讨论，前者将“民主”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4]。然而多年之后的我们重新回望历史，在轮番上演的一幕幕悲剧面前，毛泽东的回答显得过于轻描带写，且其日后实践也没能回应自己的回答。对此我们不经要问：专制与革命的历史周期律究竟缘何而起？走出历史周期律需要满足哪些条件？世界各民族的共性是否足以支撑一项历史经验的移植与传播？ 这一系列问题看似老生常谈，却对当下的现实世界有着厚重的现实意义。自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今的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国都经历了自己的民主化进程，这其中有的平和，有的激烈。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暴力革命似乎常常与专制独裁相伴而生。如克伦威尔之于英国革命、罗伯斯庇尔之于法国革命、斯大林之于俄国革命、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革命……可能的解释大抵如此：要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团结该派势力完成革命，必须要有一个具有超强执行力且充满人格魅力的领袖。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正是现代型暴力革命的一切矛盾的焦点，即革命的过程必须是专制的，而革命的结果应当是民主的[5]。因此，想要跳出专制与革命的历史周期率，理论上其实很简单——革命领袖处理好革命成功后的身份转换问题。 然而真实的历史总是比理论要复杂得多。各国的民主化进程无不伴随着复杂的民族关系与文化冲突。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与冲突中，个人的选择反而沦为次要。单就这点而言，一概将历史周期律的责任归于革命领袖的做法过于武断。人有利己的本性、权力有扩张的本性，指责这些本性于事无补，思考如何通过外物制约这些本性才是历史正道。 奥威尔精神 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而言，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正视问题。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变革，从来都需要一群敢于直面问题的人，他们能够在歌舞升平中闻到危机的味道，在所有人都沉浸于宏大叙事之时回归个体价值。他们有时会被污名化，有时又会被奉为英雄。他们是奥威尔、托克维尔和托尔斯泰，是梁启超、陈天华和鲁迅。他们有着理性的精神和冷峻的良心。他们就是知识分子。相比于一腔热血的革命青年，社会的进步更需要知识分子。 我们中国上下近四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充满了暴力、血腥和悲剧，这其中不乏对知识分子的打压与迫害。要跳出专制与革命的历史周期律，我们不能轻描带写地说一句“民主”，也不能虚与委蛇地喊一声“自由”。我们要切实地正视问题的存在，并以最大的包容和善意来面对批评与指责。我们要使“奥威尔精神”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使人人都能通顺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唯有如此，才能使日益高升的维稳经费回归提升人民福祉的用途，让通往北京的火车变得不再拥挤。 [1] 段怀清. 一代人的冷峻良心: 奥威尔的思想遗产[J]. 社会科学论坛, 2006 (5): 29-41. [2] 乔治, 奥威尔, 孙仲旭. 动物农场[J]. 当代外国文学, 2007 (1): 103-103. [3] 倪玉珍. 托克维尔理解民主的独特视角: 作为一种 “社会状况” 的民主[J]. 社会学研究, 2008, 3: 79-91. [4] 杨津涛. 黄炎培与毛泽东畅谈 “历史周期率”[J]. 协商论坛, 2013 (11): 56-57. [5] 汉娜, 阿伦特, 陈周旺. 论革命[J]. 当代外国文学, 2007 (3): 171-171.

四年前的我： 我知道此时的你正在晚自习的教室里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懂像备战高考。尽管你的近几次模考成绩都不甚理想，但你依然沉浸在“江南十校”的全省前500名的辉煌战绪中，抱持着毫无根据的自信。你可能不会想到，一个多月后的6月22日，糟糕透顶的最终成绩会让你怀疑人生。我承认这件事让我们很久都不能释怀，这也是为什么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写给十年后自己的一封信中发毒誓要考取人大研究生的原因。现在，考研的结果也尘埃落定，我没能考上人大。 这确实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四年前欠的债至今仍未还上，且未来再还上的希望也堪称渺茫。但我从不后悔自己对人夸过的海口，因为我坚信吹牛逼能使我进步，就像那句英文世界广为流传的谚语所言：Fake it，till you make it.从很久之雨井始，我们就养成了“假装”的习惯——在自己真正能做到一件事之前，先假装能做到它。这并不是为了向他人证明自己牛通，而是为了让他人鞭策自己不断变得牛逼，毕竟牛逼吹破还是挺丢脸的。 你即将踏入一所长久以来一直没入你法眼的双非学校，并且你会发现，这所学校也确实存在许多令人失望的地方。但这些都不能否认这四年时光对你的意义。你会同其他人一样，做许多不无意义的尝试、交一众或远或近的朋友、产生许多或左或右的想法。这些尝试、朋友与想法有些颇具价值，有些则纯属浪费时间。但物种进化赋予我们的依附于环境的特性决定了，无论我们主观上乐意与否，我们所遭遇的事物与所身处的环境都会对我们产生不可回转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已经充分认识这点的我，在临近毕业时短暂的宁静时光中，能够坦然地反思过去的原因。我们做过许多愚蠢的决定，未来也必将做更多遇蠢的决定，但这就是人生的试错过程，我们应当学会释怀。 你或许会感到前途一片迷茫，其实我也一样。但我时刻提醒自己，这种迷茫是古今中外历位开拓者们所共同面对的迷茫，是大西洋上的五月花号的迷茫，也是太半洋上驶向金山的淘金客们的迷茫。未来的几年，我将在上海度过，华东政法大学的平台足够让我施展一番。至于我最终能否活出会自己满意的样子，我现在也不可能回答上来。 这可能会显得很啰嗦，但我还是要重申我们自十七岁世界观初成时就一直抱持的意识形态——永远站在鸡蛋一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强者”的眼光看待世界。他们宁愿抛弃祖先们用几千年时间苦苦追寻的轴心精神，退回到动物式的丛林法则中，也要抱持同情强者的心态。他们痴迷于帝王之术，热衷于地缘政治，沉醉于民族大义，叫嚣着武力统一。他们可能没有想过，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也会可能成为强者捕食的对像。可我们请楚，高墙上写满了好话与谎言，那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原本是一篇无聊的心理课期末作业，我在完成手写版本之后还是决定整理成文字留存下来。这虽是作业，但我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诚的。未来的我或许会背离当年和你一起许下的理想，或许会掉过头来嘲笑你的愚蠢和莽撞，但无论如何，请你一笑了之。我原谅你做过的所有的错事，作为回报，我恳请你不要原谅我将来可能做出的所有错事。 此致 敬礼

在丁酉年如年迈的老人般奄奄一息的时候，我是照例要写点东西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文笔变得越来越拙劣，以致一个像样的标题都已经起不出来。这里姑且先斗胆盗用一下北岛先生的诗句，至于为什么要起这个标题，后文会做详细说明。 旧年的最后一天，芜湖终于起了一场像样的雾霾。早上我独自骑车去学校的路上，望不见隐匿在浓雾中的图书馆，鼻中是不易察觉的细微化材味，这才意识到冬天到了。与间歇性的冰川纪不同，冬天是每年都会来的，只不过有早有迟、有婉约有豪放，但就逢约必守这一靠谱劲儿来说，还是非常值得称赞一番的。 过去的一年于我而言是个缺乏大目标的空虚之年，于是我人为地给自己设定了一些并无太大意义的“小目标”。这样既能为我单调的大学生活增添一两件可对人吹嘘的副产品，又能避免因失去方向感而造成的永久性动能障碍。这一年里，我通过了日语能力三级测试、合格了高中英语教师资格笔试、读了几十本书、记住了十几段历史，还养狗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相比于越来越看不到希望的法律职业生涯，这些不疼不痒的小事纪诚为我本该单调乏味的生活增色不少，使我在年底例行公事地做年末总结时能够不至于没有产生“这一年好充实啊”的感慨。 我和家人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了，这是我在过去一年里收获的有一个高质量产品。看着父母一天天老去，我并没有生出多少对岁月的恨惜。因为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我也会有衰老的一天，这样一来其实我和父母就扯平了，一切只不过是个前后脚的顺序问题，心情也就好受多了。与其对父母和亲人的衰老心心念念，不如利用好当下的时间，每天多来几次插科打诨、多几句自嘲和调侃，感情的交流便就这么维护起来了。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尽量让以后的自己混出个符合父母价值标准的名堂来，这样就更加尽了一份责任——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和珊珊在一起后跨过了第二个年关，使我对这份感情的满意和信赖又增强了一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基本是不太会分开了，这也给我带来了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负在肩上的那卸不掉的生活的分量又重了八度。在一个经济分配并不算太公平的社会里，想像我们这样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一个中产家庭其实是非常辛苦的。这一点我希望她也能越早认识到越好。但是不论未来的生活多么艰辛，我都会全力以赴。这不是什么自我鼓励的鸡汤或信誓旦旦的诺言，一切只因为生活本来就应当是这样，任何人都没法举手投降。 按照天干地支的老迈年表来推算，丁酉年后又是一个戊戌年——离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那真是一段令人扼腕的历史故事。一场试图从体制内部推动社会变革的尝试彻底失败，紧接着便是作为变法中坚力量的“六君子”的血溅刑场、朝中保守派们的倒行逆施，以及曾为变法精神领袖的康有为的欺世盗名。一百二十年后的今天，大清的亡魂似乎仍未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完全散去，我们的古老传统中一些至善至美的东西正在一天天走向消亡，与此同时，一轮又一轮以“复兴”为名的沉渣烂谷却重新泛起了勃勃生机。 郭文贵爆料案、于欢辱母刺死案、杭州绿城纵火案、明经国抗暴伤人案、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北京驱离底层人口案、华北供暖煤改气案——这一系列令公众舆论不知所措的事件异常集中地在二〇一七年内发生。我不知道后世的人们会对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盖棺论定，但我知道中华民族的公道与良心其实不会泯灭。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 二〇一七年，一切的理论思辨都结出了实践的果实。从此，我的政治意识彻底觉醒：站在远处冷眼旁观与面向别处怯懦逃避都无法改变这个不太合理的世界，如果我还留着一点为自己将来孩子创造幸福生活的余念，就必须行动起来并置身其中。在《宪法》中，我们的名字叫“公民”。什么公民？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盗用这个句子作为标题的原因。在又一个戊戌年里，我将依然满怀希望地向前行走，并热切期待着每一个新黎明的到来。 对真挚爱情的渴望、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正是这三股单纯却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就是我的二〇一七，我将最美好的期望寄托于新的一年，并真诚地祝愿每一个读到这里和没有读到这里的人们生活幸福。 二〇一八年一月一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