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我，正坐在巴南工业区的某间宿舍里，对着充满指纹的笔记本电脑，回想着在这艰难的一年里，任何能够使我留恋的事物。 按照惯例，我在写狗屁不通的所谓年终总结时，会戴着耳机，单曲循环一首多少能够令我或感慨、或亢奋的音乐。而今年，我一直在听的，还是李志在2018年跨年演唱会上的那首不插电版的《热河》。说来吊诡，这首歌明明叫“热河”，写的确是南京。就像我在上海时每天都会经过顺义路，却一次也没去过北京。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南京已经成了“家乡”的代名词。这或许是因为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会先飞到南京禄口机场，再坐动车回芜湖；或许是因为每次跟人介绍自己家乡时，都会不自觉地和对方说 “我老家，安徽芜湖，就在南京旁边”；又或许是因为每次提起“中国”时，我都会想起南京。 不是与我同年毕业的人根本不会知道，新冠疫情之后，在中国找工作有多难。尽管我一度非常想在上海定居，但无比艰辛的求职历程使我伤心透顶，以至于在我登上去深圳的飞机时，没有一丝留恋，连头也没回一下。当然我对大众刻板印象中的“上海人”没有任何看法，也不觉得上海是一座多么难以融入的城市。我只是单纯地觉得，或许只有像深圳这样缺乏传统的地方，才更加适合我生存。毕竟我不喜欢历史，也讨厌传统。 国浩是家好律所，因为它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收留了我，并为我提供了一个足以磨练技艺的好平台。虽然一心想做诉讼的我，已经阴差阳错地踏入了非诉律师的道路，但如果放弃扶贫济困的理想，一心只想着过上体面生活的话，律师不过是门谋生的手艺而已。所以我早就放弃幻想了。自从我背着书包、拖着箱子来到南方的这片文化沙漠上的那一刻起，青春就已经随风而去了。 一年前的今天，我正发着40度的高烧，在谢春花的演唱会上瑟瑟发抖。而就在同时，李文亮发出了那条足以载入人类史册的微信消息。之后，哨声响起，整个世界都变了。我依稀记得，谢春花那场演唱会的主题是“2020，请对我好一点”。好吧，它确实对我挺好，至少在它最后的两个月里，我的人生多少出现了一丝转机。 夜深人静时，我时常在心里咒骂那些给我们这代人留下一片狼藉的父辈们。这个国家已经在她的“接班人”身上压了太多重担，以至于完全不需要人流和结扎，新生儿的数量也在逐年下降。这或许会挫败杜蕾斯的股价。不过也好，我向来不喜欢垄断资本，如果杜蕾斯具有垄断型的话。但往后又该怎么办呢？至少我想不到出路。可能对于个人来说，逃离索多玛才是上策。奈何这时又来了新冠肺炎，使得国与国之间那条最后的虚伪的友好纽带，也被拦腰截断。 明天，我将从巴南出发，坐上两个小时的轻轨，去渝北坐飞机回家。当然，芜湖没有机场，我的目的地仍然是南京。但对南京来说，我的老家在身后，在岸边，在安徽全椒县。 2020年12月31日于重庆巴南

要在家庭或公司的局域网以外（俗称外网）访问家中或公司内网的设备（例如 NAS），通常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在局域网的路由器上架设一个 VPN 服务器，再将外网的终端设备作为 VPN 客户端接入内网。在这种情况下，VPN（虚拟专有网络）充当了网线的角色，即接入 VPN 的外网设备，就相当于拉了一根通往内网的网线。因此在 VPN 网络中，即使这根网线是虚拟的，也能实现如同身处局域网内一般的访问体验。 第二种方法则更为简单直接，即通过动态 DNS 服务将一个域名绑定到局域网服务器的外网 ip，再议端口映射的方式将内网设备暴露在公网中，以供外网设备连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境内的 VPN 连接并不稳定，因此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第二种方式进行内网穿透。 在路由器上进行端口映射的操作非常简单。这里以 Openwrt 系统为例，仅需在网络 - 防火墙 - 端口转发中新建转发规则，将相应内网设备的端口映射为外网端口即可。 然而，由于内网设备的内部 ip 地址会随着 DHCP 租约的更新而不断变化，尽管我们可以通过 IP/MAC 绑定的方式人为地固定内网设备的 ip 地址，但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并不稳定。因此，我们经常需要手动修改端口映射规则，这就使得相关的维护工作变得非常繁琐。如果我们长期在外，无法接入内网环境，上述规则修改的工作就很难进行。这时，我们就需要用到 UPnP（通用即插即用）服务。顾名思义，它是一种自动配置端口映射的工具。只要服务器和内网其他设备同时开启 UPnP 服务并稍加简单的配置，即可一劳永逸地解决端口映射的问题。 以群晖和 Openwrt 系统为例，我们首先需要在 Openwrt 路由器上安装并开启 UPnP 服务。 然后，登陆群晖的管理后台，在控制面板 - 外部访问 - 路由器配置选项卡中，选择“设置路由器”。此时系统会自动检测网络环境以及路由器型号与配置，不出意外的话，整个过程能够由系统自动完成，无须人工配置。之后，点击“新增”按钮，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要转发的应用和端口，再点击“保存”即可。 最后，我们可以回到路由器后台的 UPnP 页面，查看已经被系统自动添加好的端口映射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网络运营商一般会禁用个人和家庭宽带的 443 和 445 端口（前者是 https 的默认端口，后者是 smb 服务的默认端口），因此，即使我们在 UPnP 服务中添加了上述两个端口的自动映射，也无法实现 443 和 445 端口的外网访问。此时，就需要我们在防火墙的端口映射中手动进行端口映射，即将 443 和 445 两个内网端口映射到外网的非 443 或 445 端口（如 444 和 446，全凭个人喜好）。这样，我们才能绕过运营商的封锁，成功进行上述两个端口的外部访问。

所谓的“14天自我健康管理”制度，亦即“14天隔离”制度的美化提法，真是一个彻底的懒政行为。今天下午，当我拖着一大箱行李以及一大包快递（里面装着用于替换的被褥，我之所以要抱着它到处跑，正是因为封闭管理的学校不让快递员进入，从而使我不得不自己去菜鸟驿站取件并带回学校）来到光复西路的校门前时，一个笨手笨脚的保安让我们排队进行“身份验证”。由于那个该死的人脸识别系统不管看到谁都是一副“识别失败，请刷卡重试”的死样，我们不得不挨个进行纸质登记。我后来才知道，那个用于返校身份验证的系统，似乎没有被录入任何一个学生的信息。也就是说，那个不断重复着“识别失败，请刷卡重试”的机器是个彻彻底底的摆设，所有排队进行“身份验证”的学生都不得不进行手动登记。 可能是因为我那十位数的学号过于复杂，以致于那名奉旨办事的保安根本无法在厚厚的学生名册上找到我的信息，因此我不得不在身后数名与我同样拖着大箱行李的女生的焦急等待下，自己翻找名册、自己填写表格，并从一个没有任何工作人员驻守的“体温检测间”中通过，最终顺利而快速地进入到了阔别已久的校园。 一番整顿以后，我将疫情期间孤独地横躺长达8个月之久的一床被褥，连同一个小米手环3一起打包寄回了老家。因为我这次返校已经准备了一床全新的被褥，所以旧的似乎发霉的那床“孤独被褥”便沦为不得不被邮寄的多余之物。之所以我要连那个早已耗空点亮的小米手环3一并寄回，是因为33想用它来做自己的闹钟兼手机的消息提醒仪（与我如出一辙的用法）。自从当上十一中国际班的班主任后，她那无论有怎样的急事都死活打不通电话的“失联症”似乎得到了缓解。看来真正能使一个人走向成熟的，不是爱人的循循善诱，而是社会铁拳的毒打。对于她的这一点变化，我还是很感到欣慰的。 我没想到这座神奇学校的注册报到时间到今天下午四点就会截止，因此当我不慌不忙地享用完河西食堂那堪比人间美味的丰盛晚餐，走到40栋正门附近的报到机器前（它一直到下午四点以前还呆愣愣地杵在那里等人刷卡），发现本该位于那里的机器已经消失。紧接着我便接到班长大人的通知：“报到时间截止到13号下午四点，以下名单中的同学（当然包括我在内）未能及时报到，请于明天在40栋一楼终端处（也就是我此时正站立的同一位置）进行补报。” 晚上“跨区洗澡”时突然下起大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之所以在“洗澡”前加上“跨区”二字，绝非因为我故弄玄虚，而是因为在这所神奇的学校，居住在河东的几乎所有学生（一号楼除外，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浴室）都要越过苏州河，来到河西的公共浴室洗澡。而众所周知，苏州河是普陀区和长宁区的界河，所以我们每晚的洗澡行动，都要不折不扣地跨区进行。考虑到上海的直辖市地位，我们洗澡时所跨越的居然是两个市级单位。所以可想而知，当跨区洗澡的我们遇到瓢泼大雨时会是一种怎样的好心情。尤其当我们看到路边有两床被大雨淋得湿透了的被褥（很遗憾，晾晒它们的主人似乎忘记了他们需要在天黑前收被子的常识）时。这股好心情变得愈发地好了。

华为启动“南泥湾”项目 今天，网络上突然传出一则关于华为的新闻。《科创板日报》报道，华为已启动“南泥湾”项目，加速推进其笔记本电脑和智能电视等产品的开发，意在规避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这标志着，在日益严峻的外部压力下，华为不得不将其注意力从 5g、芯片等技术密度较高的领域移开，转而投入到电子消费品等技术密度较低的领域。因为相比于前者，对电子消费品的投入不仅能够规避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制裁，还能使华为以较少的研发成本获得较高的销售利润。作为一家上有股东、下有员工的企业，这一战略转移完全符合华为的利益需要，可谓一举多得。 但令人倍感惋惜的是，作为一家以高技术闻名的企业，一度被众多爱国人士奉为“民族骄傲”的华为公司，也终究逃不过”内卷化“命运。个人认为， 被迫启动”南泥湾“项目的华为，与被迫卖掉 Tiktok 的字节跳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我国民族企业所处尴尬境地的缩影。它们同样拥有着非凡的创新能力，同样试图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也曾一度真正拥有过世界级的影响力。却在政府的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战略或政策的影响下，不得不自废武功，把原本瞄准国际市场的远大眼光转向国内，成为业已厮杀得如同红海的国内竞争的参与者之一。 一部分人会将华为和字节跳动的这一尴尬境地归咎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排挤和打压，认为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不得不用尽各种手段打压中国的优秀企业。而另一部分人则将中国企业的不利处境归咎于中国政府的战略误判与政策失误，认为政府的信誉降低和一系列过激的外交言行才是拖累民族企业“走出去”，从而使中国社会陷入内卷化的真正原因。无论哪种观点，都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包括民族企业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体，都已不可避免地走出了中国发展的黄金年代。随之而来的，将是一段不会太短的“寒冬”。 中国社会的内卷化危机 前文提到了两次“内卷化”的概念。所谓内卷化，指的是某一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即陷入停滞，其内部成员之间发生无比激烈但毫无意义的竞争，从而导致社会整体无法走向更高级阶段的现象。尽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一定遵循“由低级向高级”的规律仍然可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纯粹经验主义的归纳，内卷化这一现象确实在人类历史上时有发生。例如，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介入，大清帝国仅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也无法在政治或意识形态上走向近代化。可以说，与西欧诸国相比，19世纪、甚至更早以前的中国，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内卷化的泥潭。 与内卷化的提法类似的，还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由于某种优势达到了一定收入水准，而停留在该经济水准，无法进一步发展的情况**。目前为止，世界公认的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巴西和南非等。它们都曾经历过一段为时不短的高速增长期，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这些国家失去了原本的竞争优势。与此同时，产业转型和科技进步并未及时到来。因此，这些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便陷入了长久的停滞，直至今日。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内卷化或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随着体制改革和产业转型的陆续失败，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逐渐失去动力，加之新冠疫情与全国性洪涝等诸多“黑天鹅”事件的影响，要恢复到过往的高速增长状态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降薪乃至失业便不可避免。工作时间的延长以及员工待遇的降低，无非只是这一历史潮流下的几朵浪花，更加汹涌的现实还在不远的将来。 2018年以来，弥漫在城市中产间的焦虑感正在与日俱增。增长迟缓的收入与不断攀升的房价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张力，正在侵蚀中产阶级的生活。尤其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一代，由于高校的过度扩招以及教学体制与社会需求的脱节，他们原已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经济形势的整体劣化更是令业已激烈的竞争态势愈发严峻。近年来，非专业技能类岗位应聘者的高学历化趋势日趋明显。在十年前仅需大专学历即可获得面试机会的工作岗位，如今却要本科及以上学历作为敲门砖。这一现象并非我国高等教育普及率提升的表现，而是社会内卷化的表现。在内卷化的社会中，原本应当起到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个体竞争，已经沦为了毫无意义的内耗。 内卷化的原因与出路 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之所以会走向内卷化，是因为其自身的发展模式过于激进、产业结构缺乏后劲，而非因为所谓发达国家的剥削或别有用心的阻拦。与后一种归因方式有关的一个著名的阴谋论就认为，日本之所以会从80年代的高速增长阶段迅速滑向崩盘和衰落，以至于走入“失落的30年（1990～2020）”，是因为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签订了《广场协议》。这份协议协议因此被许多国人认为是美国为了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从而打压当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的发展的明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广场协议》原本旨在使美元贬值，以促进美国的产品出口，却在日本大藏省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助推之下，导致日元极速升值。大量热钱于是涌入日本市场，使日本的股市和房价自《协议》签订的1985年开始便一路飙升，直至1990年代初期泡沫破灭。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大藏省的决策失误和处置不当，是导致泡沫膨胀和破灭的真正原因，而被许多国人津津乐道的《广场协议》，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因此，一味将一国经济的停滞或衰落归咎于外部势力的打压无济于事。要避免社会整体的衰退与内卷，我们必须直面自身发展模式的弊病，反思政策上的失误和教训，不断寻求符合国情的产业转型方式。 现代化的主流政治理论中，政府应当承担为个人与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的职能，至于发展的方向及途径，即使不出现在民意机关（如国会）的经济蓝图中，也应当交由民间自己来决定。缺乏审视的空泛规划，只会成为个人与企业发局的枷锁，约束自身前进的步伐。至于施行“战狼外交”，激起国际社会的反感，进而反噬自己的民族企业，则更是与现代政府的职责相去甚远。如果无视这一点，对任何失误都不加检视，推出再多输出产能的“战略”或“倡议”都于事无补。内卷化的到来不因个人意志的排斥而延缓，而中国人的命运也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今年夏天，我国南方地区遭受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许多农村地区的居民由于泄洪或决堤，不仅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成为流落异地的难民。在巨大的损失与伤痛面前，对政策的质疑和指责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少因泄洪而濒临破产或无家可归的居民，通过社交网络表达了自己的抱怨。这些抱怨在多数情况下能够得到网民的认可与同情，但批评与指责也随之而来。 批评者认为，无论是瘟疫还是洪水，都属人力无法掌控的天灾范围。天灾面前人人平等，落难与损失是无法避免的。那些因此经济破产或无家可归的难民只能说是运气不好，怨不得别人。况且政府在抗洪救灾方面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它已经很努力了，你们凭什么怪他？ 对于这种声音，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给出过有力的回应。《孟子·梁惠王》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它被后世认为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基础。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梁惠王〔对孟子〕说：“我对这个国家，也算是费尽心力了。河内遭了饥荒，我就把那儿的百姓迁到河东，再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河东受灾了我也会这么办。我也曾考察过邻国的内政，它们没有一个能像我这么用心。但是那些国家的百姓却并没有因此减少，我的百姓也没有因此增多，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交代一下。孟子作为“仁政”思想的鼓吹手，他每见到一个君主，都会告诉对方：施行仁政的国家会不断吸引别国的百姓过来定居；而不施行仁政的国家则留不住人，那儿的百姓会用脚投票，不断地向施行仁政的国家移民。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丁是一国兴盛的基础，因此“仁政”就是让国家人丁兴旺，最终走向国富兵强的绝佳方法。 孟子试图通过这套说辞，来诱导各国君主，使他们在大国梦的驱使下施行仁政。因为在孟子的理论中，仁政是强国的必要条件。而梁惠王之所以会发出前文中的那段疑问，正是因为他听到了孟子的这套关于仁政的说辞。至于梁惠王是真心发问，还是有意刁难孟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无论如何，梁惠王的这段话，是对孟子仁政理论的有力挑战。那么面对这样的挑战，孟子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孟子答道：“大王您喜欢打仗，那就让我用战争来打个比方吧。如果有些人在战争刚开始，就抛下盔甲拖着兵器向后逃跑。只是有的人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来，而有的人跑了五十步就停住脚。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跑了五十步的人能不能耻笑那些跑了一百步的人呢？”梁惠王说：“当然不能，他虽然没有跑到一 百步，但这也是逃跑呀。”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嘛？对，没错！“五十步笑百步”这个成语就出自这里。 听到梁惠王的回答后，孟子窃喜，心想你终于上了我的套了。孟子说：“既然大王您懂得这个道理，那就不要再希望您的百姓比邻国多了。”接下来， 孟子用一大段严谨的论述，论证了为什么梁惠王尽心尽力地赈灾纾困，也还是与那些没有施行仁政的国家一样，无法获得仁政的红利。梁惠王嘲笑别国没有仁政，其实是在“五十步笑百步”，他的政策与别国并无本质区别。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粮食和鱼肉多到吃不完，木材也多到用不尽，这样便使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百姓对于生养死葬都没什么不满了，王道也就开始了。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⒂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一家人有百亩耕地，不去妨碍他们的生产，那么，这个家庭可以吃得饱饱的了。好好地办些学校，用孝悌之义训导他们， 那么，〔人人都会尊老爱幼〕头发花白的老人也就不用背负着沉重的货物在路上行走了。连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有衣穿、有肉吃，黎民百姓不饥不寒，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不使天下归顺的。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富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检查和制止。平常年月道路上有饿死的人的尸体，却不曾想到应该打开粮仓加以赈救。等到把人害死了，就说：‘这不是我的错，是年成不好。’这种说法就相当于拿着刀子把人捅死，却说，人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大王您如果不把责任推给天灾，〔而是对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那么，别国的百姓自然都会来投奔的。 相比于天灾之后的补救措施，孟子显然更加看重社会整体的福利状况。只要政府不再横征暴敛，不再用繁重的税收和高涨的房价把老百姓的经济耗空，那么即使瘟疫和洪水来了，人民自身也会有很强的抵抗能力，而不至于一失业就破产、一失业就断供。因此，在孟子看来，自由市场和社会福利是帮助百姓抵御天灾的安全网。有了这些，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王道”，才能吸引别国的百姓心向往之，最终使得天下归心。而那些动不动就把责任推卸给天灾的人，无论再怎么费尽心力救灾抢险，都与王道相去甚远。这些人嘲笑别国，就是五十步笑百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