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 1 月 31 日，日本东京。约一百名从中国归来的老人，聚集在厚生劳动省门前。他们手持标语、散发传单，强烈谴责日本政府推卸战争责任。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六十多岁，虽然在日本生活了十几、二十几年，也取得了日本的合法身份，但日语仍然不太流利。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大声疾呼，希望得到日本社会的支持。
这些老人，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日本战争孤儿。1945 年日本战败，数千名日本儿童没能随日本侨民撤离。他们滞留在中国境内，由中国人抚养长大。多年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回到日本，和亲属团聚。但面对语言障碍和就业压力，他们大多生活在贫困之中。
为了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也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日本的两千多名归国遗孤，把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要求政府承担赔偿责任。可就在前一天，也就是 1 月 30 日，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东京原告团的全部诉讼请求。这一「无情」的判决彻底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怒火。第二天，这些老人走上街头，选择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这群人当中，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女性，名叫池田澄江。她是东京诉讼原告团的负责人。不过，「池田澄江」不是她唯一的名字。在她漫长又坎坷的人生中，她一共有过三个名字。她的经历，正是日本归国遗孤的缩影。要理解这场持续多年的维权运动，我们要先从这位老人的故事讲起。
三个名字与一条漫长的寻亲路
池田澄江出生于 1944 年。日本战败时，她还不到一岁。当时，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池田的亲生父亲作为日军的基层军官，被苏联红军俘虏。母亲只能带着家里的五个孩子逃亡。在逃亡的途中，由于缺少奶水、疲惫不堪，母亲将年龄最小的池田托付给当地的中国家庭。于是，在十个月大的时候，池田就离开了亲生父母，成为了在中国长大的战争孤儿。由于养父姓徐，她便取名「徐明」，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个名字。
在公开的采访中，徐明回忆里的童年，是在中国家庭里非常具体的生活。养父母做生意，家境宽裕时，会给她买漂亮衣服。养母带她出门，总担心她摔倒、走失。后来家道中落，养父入狱，她只能和养母两人，在缺衣少食中相依为命。
起初的她并不知道自己是日本人。七岁那年，学校集体观看抗日电影。面对电影中侵华日军的暴行，学生们群情激愤，进而将怒火转移到她的头上。有同学指着她，骂她是「小日本鬼子」。她既愤怒又恐惧，只能躲在座椅下面哭泣。后来是班上的老师给她解了围，老师把她拉出来，告诉班上的其他学生：徐明只是个孩子，日本军队犯下的罪行，与她没有关系。这是徐明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并在老师的感召下，立志要像老师一样帮助别人。
长大以后，徐明考入了牡丹江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林业局的一所小学教书。她写过入党申请书，但因为自己日本人的身份没能成功入党。1972 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关系开始恢复正常化。在双方政府的支持下，滞留中国的日本遗孤开始寻找日本国内的亲属。对此，徐明的养父母并没有阻拦，反而帮她四处打听。
1980 年，日本北海道的一位老人联系到徐明，说她可能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第二年，她带着三个孩子来北海道寻亲。但进一步的 DNA 鉴定显示，他们并不是亲生父女。就在徐明和三个孩子在日本走投无路，连回中国的机票都买不起的时候，中国驻北海道领事馆向她伸出了援手。在各方的帮助下，她来到东京，靠打零工维持生计。1982 年，她通过家庭法院的裁判取得日本户籍，借用翻译人员的姓，又从「徐明」中取了一个「明」字，改名「今村明子」，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二个名字。
后来，今村明子靠自己的努力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那些归国的战争孤儿办理日本户籍。1994 年，她几乎已经放弃寻亲的念头，但就在一场公开的寻亲活动中，她偶然遇到了自己的亲生姐妹。十七个月以后，鉴定终于确认了这段血缘。此时她已经五十一岁，亲生父母也已经去世。在家族的户籍登记册上，她找到了自己出生时的名字，「池田澄江」，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三个名字。
从「徐明」到「池田澄江」，她用五十二年、三个名字，走完了这条漫长的寻亲路。与她有着类似经历的归国遗孤，在日本一共有 2500 多位。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沐浴过中国养父母的恩情，也遭遇过或多或少的歧视和不公待遇。但当他们选择回到日本，回到那个陌生的「故乡」时，他们的前半生仿佛又被推倒重来。他们要从头开始学日语、找工作，努力适应全新的生活。此时他们不禁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所遭受的这些苦难，究竟是谁导致的？他们破碎的人生，要由谁来负责？
战争遗孤的殖民背景
池田澄江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把战争遗孤理解成一个家庭偶然失散的悲剧。可如果我们把镜头拉远，就会发现，这些战争孤儿的出现，并不是由一个偶然事件造成的。
日本政府后来把他们称为「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儿」。按照行政上的通常定义，他们是在 1945 年时不满十三岁、与父母离散、长期留在中国，而且不清楚自己真实身份的人。不过，现实中的经历远比这个定义更加复杂。有人从小完全不知道身世，有人知道自己是日本人，却不知道日本姓名；也有人像池田一样，先拿到了国籍，很多年后才找到血亲。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国？这要从日本在中国东北推行的殖民政策说起。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政府开始将国内的大批平民送往伪满洲国，建立满洲开拓团。虽然这些移民大多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但他们也毫无疑问地，是日本殖民体系的一环。对于广大东北民众而言，这些移民本身就是侵略者。
到了战争末期，关东军的主力不断被调往其他战场。日本政府明知苏联可能参战，却没有向东北的日本移民充分告知风险，也没有提前组织可靠的撤离。1945 年 7 月，关东军又进行所谓的「连根拔起式动员」，把开拓团里的青壮年男子大规模征召入伍。留在村落里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孩子。
8 月 9 日，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开拓团很快陷入混乱。有人死于战火，有人死于逃亡途中的饥饿、疾病和严寒。还有一些母亲，面对自己和孩子都可能活不下去的处境，只能把年幼的孩子托付给附近的中国家庭。对这些孩子来说，这是一次被迫的离别；对收养他们的中国人来说，则是在侵略与贫困之中，又承担了一份本来不属于他们的抚养责任。
所以，这段历史需要同时看见两层事实。日本儿童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满洲开拓团也不是脱离侵略背景的普通移民。因此，这些战争遗孤从出生起，就背负着复杂的身份和历史。而造成这一切悲剧的始作俑者，无疑就是当时的日本政府。
一方面，日本政府是推动东北殖民侵略的最主要推手。如果日本没有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满洲开拓团，更不会出现那么多的战争遗孤。另一方面，在明知大势已去、即将战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仍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自己的国民安全撤离，以致于大量家庭被迫离散，即使回国后也长期无处安置。
可以说，那些日本遗孤所遭受的苦难，正是日本政府的战前政策导致的，也理应由日本政府承担责任。但问题是，即使战争早已结束多年，日本政府也没有做出有效的补偿。不仅如此，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还加剧了归国遗孤的困境。
迟到的归国与政策门槛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与中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在两国不能正常交涉的情况下，想要大规模组织遗孤寻亲归国，确实存在现实困难。但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这个客观阻碍已经消除。日本的有关团体开始公开遗孤的照片和资料，通过报纸、电视寻找亲属。1981 年 3 月，第一批四十七名遗孤集体来到日本寻亲，其中二十四人确认了亲属关系。此后，又有更多的遗孤走上了归国寻亲的道路。
但是，这种寻亲的效率其实并不高。到 1999 年，共有 2116 人参加访日寻亲，其中只有 673 人确认了身份，成功率不到 32%。有人第一次到日本就被认出，有人反复参加寻亲，却始终没有结果。还有人像池田澄江一样，经历过错误认亲，在日本生活十多年后，才找到真正的家人。
可就算找到了亲属，也不代表马上可以在日本生活。日本政府推出的早期归国政策，往往要求日本亲属提出申请、提供身份保证，并承担归国旅费。没有找到家人的遗孤，很难满足这些条件；而已经找到家人的，如果亲属不愿意接纳，也会继续被挡在国门之外。
1984 年，中日两国交换文件，日本才开始接纳身份尚未确认的遗孤归国。通道看起来是打开了，但一些程序性阻碍仍然存在。对那些已经确认身份、却得不到亲属配合的人，政府又要求，必须由亲属之外的特别身份担保人负责接收。
日本政府的解释是，这些人拿着中国护照入境，身份必须核实，来到日本以后也需要有人协助安置。如果没有亲属和担保人，短时间内让大量不会日语的人入境，可能产生新的问题。
但在遗孤一方看来：日本政府在战败时将他们抛弃在异国他乡，几十年后，又要求他们提供证明和担保，才允许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这种政策不仅没有弥补他们的伤痛，反而加重了对他们的二次伤害。亲属和担保手续在政府眼里是安置措施，在遗孤眼里，却是国家给自己设下的又一道门槛。
然而，除了有关归国手续的问题以外，遗孤归国后的生活问题更加棘手。
归国之后的贫困与支援缺口
按照厚生劳动省 2007 年的统计，中国残留归国者归国时，平均年龄是 51.67 岁。这个年龄，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工作和家庭逐渐稳定的年纪。可对归国的遗孤来说，却要重新学习日语、重新寻找工作、重新安顿自己的生活。在中国取得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到了日本往往很难直接使用。有人原本是教师、技术人员或熟练工人，但回到日本后，就只能从事低收入的体力劳动。
初田三雄就是一个例子。他 1943 年出生，战败时只有两岁，由中国人抚养长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因为日本血统遭受迫害。1987 年，四十四岁的初田回到日本。此后，他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六十岁退休时，每个月只有五万日元的厚生年金。为了补贴生活，他还要到街上收集铝罐。
由于日本的养老金与缴费年限挂钩，归国过晚本就使他们能够积累的年限很短，而低收入和非正规就业又限制了他们参加厚生年金、积累报酬比例年金的机会。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由于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导致养老金很低；又因为养老金太低，只能靠更多的低薪工作来维持生活。
2003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些归国遗孤中，只有 38.4% 的人日常会话没有障碍，13.9% 的人正在工作，另有 44.2% 的人从来没有工作过。也就是说，归国遗孤面临的生活困境，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日本政府没有为他们提供一个有效的过渡机制，让他们有机会适应日本的生活。
当然，政府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做。比如，政府就开设了专门的定居中心，为归国遗孤提供日语教学和生活指导，此外还有就业介绍、住房协助、一次性安家费，以及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等。但问题在于，这些措施大多以尽快就业为目标。对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几个月的集中学习也许能够提供帮助；但对于五十多岁、不会日语、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来说，这些短期协助无法弥补他们前半生的缺口。
从共同诉讼走进国家赔偿法
正是以上这些原因，共同导致了归国遗孤的生活困境。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002 年，遗孤团体陆续在日本各地提起国家赔偿诉讼。它不是一件覆盖全国原告的统一集体诉讼，而是各地分别立案、分别审判的系列共同诉讼。这意味着，一个地方的胜诉，不会让另一个地方自动获得相同的结果。每个地方法院都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分别作出判断。这是和集体诉讼的最大区别。
根据厚生劳动省在 2007 年 5 月的统计，全国共有 2233 名归国者，在 13 个地方法院和 5 个高等法院发起了诉讼。也就是说，到 2007 年，绝大多数已经归国的遗孤，都加入了这场诉讼运动。
他们起诉的依据，是日本《国家赔偿法》第 1 条第 1 款。这条规定的是，如果公务人员在行使公权力时，故意或者过失实施了违法行为，并给个人造成损害，国家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请注意，这里的关键是「违法行为」。政府措施让人失望，未必就构成国家赔偿的基础；法院还要找到一项足够具体的法律义务，并确认某个公务人员能够履行却没有履行，而且这种违法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诉讼中，原告方请求法院判令日本政府，向每一位归国遗孤赔偿 3300 万日元。他们主张的理由主要有三点：
- 日本政府没有尽早调查遗孤的身份、组织他们归国；
- 在归国的过程中，日本政府设置了不合理的政策要求，违法妨碍他们归国；
- 归国以后，日本政府没有履行充分的定居和自立支援义务。
但同样的主张，同样的法律，到了不同法院，却得到了几乎相反的结果。
神户：有限承认国家责任
先看神户。2006 年 12 月 1 日，神户地方法院对六十五名原告的国家赔偿诉讼作出判决。其中六十一人部分胜诉，判赔总额 4 亿 6860 万日元。这是全国诉讼中最重要的一次胜诉。但「胜诉」两个字很容易让人误解。实际上，神户法院并没有接受原告的全部三项主张，也没有判决日本政府为殖民战争造成的一切损失负责。
对于第一项，也就是政府有没有义务让每一名遗孤更早归国，神户法院仍然非常谨慎。法院承认，日本政府对于救助遗孤负有高度的政治责任。但要认定国家赔偿，还必须进一步证明：如果政府在某一年采取某项措施，某一名原告就能在那个时间回来。但由于不同原告掌握的身份线索、家庭情况和归国意愿都不一样，法院认为，这种具体的时间和因果关系很难统一证明。因此，它没有承认一项适用于所有人的「早期归国实现义务」。
真正让神户判决与其他法院不同的，是第二项，也就是归国妨碍。法院逐项检查了亲属保证、旅费申请和特别身份担保等手续。它认为，日本政府已经知道这些人是在战争中和亲属离散的日本儿童，却仍把他们当作普通外国人，要求他们取得亲属协助，或者完成法律本身并没有明确要求的保证手续。这些条件对普通入境者也许有安置意义，但用在遗孤身上，就可能把他们最缺少的东西，变成归国的前提。
神户法院最终认定，十七名原告曾受到违法的归国限制，并按照被延误的月份计算精神损害。不过，对于一部分时间较早的损害，又因为民法规定的二十年除斥期间而无法得到支持。这是民事法中常见的一种制度，为了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也为了避免年代久远以后难以举证，法律会为侵权追偿设置最长的期限。一旦超过这个期限，即使侵权损害客观存在，也无法得到相应的赔偿。
回到判决本身，归国遗孤的第三项主张，是归国后的自立支援。神户法院认为，政府先前的政策和手续让遗孤延迟归国多年，等他们回来时，已经错过学习日语、积累职业经验和养老金的关键阶段。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国家不能只提供短期培训，然后就要求他们立刻自食其力。
判决使用了一个法律概念，叫作「条理」。它是说，即使没有一条法律逐字写明支援内容，根据国家先前行为所造成的特殊不利状态，基于公平原则，仍然可以推出一项具体义务。
为了说明这项义务应该达到什么程度，法院还比较了北朝鲜绑架受害者的待遇。后者回到日本后，可以在五年内获得生活保障、日语指导和就业支援。虽然绑架受害者和归国遗孤的经历并不相同，但法院借此指出，国家有能力为长期滞留海外的国民设计一段完整的重建期。遗孤同样应当在归国后的五年里，不必立刻为生计奔波，可以专心学习语言、接受职业训练。
所以，神户判决在有限的范围内支持了原告的部分诉请。它确认了日本政府某些具体行政措施和支援不足的责任，而没有把战争、离散和归国后的全部人生损失一次算清。
东京：司法克制下的全面败诉
两个月后，东京地方法院面对相同的诉讼时，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2007 年 1 月 30 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决驳回了东京原告团的全部诉讼请求。在判决中，东京法院也承认，满洲移民和战争失败与遗孤的产生有历史联系；同时，遗孤回国后也确实面对语言、就业和贫困。但它认为，这些事实还不足以支持国家赔偿。
对于战前政策，东京法院认为，当时国家赔偿制度和现行宪法还没有施行。用战后的法律评价战前的政策，存在很大问题。也就是说，有关战争损失的赔偿问题，并不适宜通过司法方式解决，而更适合由政治程序来决定。
对于归国手续，东京法院的看法也和神户不同。它承认亲属申请和担保要求会增加归国的困难，但由于政府在处理归国问题时，要面对外交协调、身份核实、后续安置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因此必须具有较宽的行政裁量空间。鉴于这些手续也有接收和安置的政策目的，法院不愿意仅仅因为它造成延误，就认定政府存在违法情形。
最后是自立支援。东京法院列出政府已经提供的定居中心、日语培训、就业介绍、住房协助和生活保护。它的判断是：这些政策也许不够理想，但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还不能说它已经构成违法。法院能做的，只是根据现行法律做出判决，它不能代替立法者创设新的社会保障措施。
所以，神户和东京的分歧，并不只是法官的个人偏好问题，它们都有合理的法律考量。
截至 2007 年 5 月底，已经作出判决的八个案件中，政府胜诉的有七件，原告胜诉的只有神户一件。多数法院没有承认普遍的早期归国义务，也没有认为现有的支援措施存在明显的违法之处。如果诉讼继续走下去，最高法院也许有机会统一这些分歧。但最后，这批诉讼没有等到那一天。因为在司法还没有给出统一答案的时候，政治首先发生了转向。
从司法分歧走向政治解决
东京判决是在前一天作出的。判决当天，安倍晋三已经指示厚生劳动大臣：法律问题和裁判结果暂且放在一边，要根据归国遗孤的特殊处境，重新研究支援办法。第二天，池田澄江和其他原告继续前往首相官邸、国会和厚生劳动省请愿。下午，安倍与他们的代表见了面。
当然，我们不能把政策转向全部归功于东京的这一百多个人。在此之前，已经有神户判决，有遍布全国的诉讼，也有律师、研究者、支援团体和跨党派议员长期推动。但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恰好把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的差别摆在一起：政府可以在法院里主张自己没有违法，但它必须在政治上承认，现有的措施可能确实不够。
此后，厚生劳动省成立专家会议，各方开始协商新的解决方案。2007 年 11 月 28 日，国会通过第 127 号修正法，新制度从 2008 年 4 月开始实施。
这套制度首先处理养老金。对于符合条件的第一代归国者，国家通过特别的一次性给付，帮他们补缴国民年金保险费，使他们能够领取足额的基础养老金。如果养老金加上家庭其他收入仍然低于一定标准，再提供补充性的支援给付。给付项目包括生活、住房、医疗和护理；地方政府还要提供日语、翻译和社区生活支援。
这不是遗孤诉讼所要求的国家赔偿，也没有在法律上承认政府的战争责任。它本质上仍然是一套个人救济制度。对一部分原告来说，这解决了生活问题；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这仍然没有回答最核心的问题。
初田三雄就拒绝申请新的支援给付。他并不是不需要这笔钱，而是不愿意把国家责任重新解释成个人救济。对他来说，「因为收入不足而接受救济」和「因为国家造成损害而获得赔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无论如何，新政策确实平息了归国遗孤的维权运动。新法通过以后，各地的原告陆续选择撤诉，案件最终也没有进入最高法院。换句话说，归国遗孤的生活保障问题，最后是由日本国会完成了政治解决。
两个故乡与未完的晚年
不过，归国遗孤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池田澄江就开始联系日本各地的遗孤代表，为灾区募捐。他们一共募集到 1750 万日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在四川灾区修建一所中日友好小学。对一群生活仍不宽裕的老人来说，这笔钱并不轻松。他们只是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从战争中幸存，离不开中华民族的养育之恩。在中国遭遇灾难的时候，他们理应做一点具体的事情。
他们在共同诉讼期间建立的关系网络也被保留下来。2008 年，池田澄江和同伴成立了「中国归国者及日中友好之会」。协会开办日语、太极拳、舞蹈等活动，让分散在各地的归国者有一个可以见面、交流的地方。他们还多次组成「感恩团」返回中国，看望养父母、讲述遗孤的经历。2025 年 9 月，八十多名协会会员和家属再次前往哈尔滨。那时，遗孤中最年轻的一批也已经超过八十岁。
时至今日，他们面对的问题，已经从就业和养老金，逐渐转向医疗、护理与晚年孤独。有人开始使用中文服务的养老和照护设施；也有人因为日语仍不流利，需要翻译陪同看病。2026 年春节，已经八十多岁的池田澄江仍然参加协会的新年会。她看着同伴表演舞蹈和太极拳，最后和大家一起唱起日本歌曲《故乡》。她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说，他们终于迎来了相对平静的晚年。
回头看，由归国遗孤发起的共同诉讼，虽然在书面判决上败多胜少，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条件。法院并没有完整确认日本政府的全部责任，但这场诉讼迫使日本社会承认：这些人的困境，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也不能只靠个人救济来收场。
池田澄江曾经拥有过三个名字。徐明连接着养育她的中国家庭，池田澄江连接着她出生时的日本家庭。她和其他遗孤最后没有在两个祖国之间作出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诉讼争取的是作为日本国民生活下去的权利；向汶川捐款、一次次回到中国，则是在偿还另一片故土的养育之恩。法律最终只回答了他们生活保障的一部分问题，而他们此后的生活，还在继续回答「我是谁」这个更长久的问题。
关键时间线
- 1931 年以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随后把向东北移民作为国策推进；满洲开拓团构成遗孤问题的殖民背景。
- 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对日参战并进入中国东北，开拓团撤离秩序崩溃，大批儿童在战火、饥饿和逃亡中与家人离散。
- 1972 年 9 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公开寻亲、身份调查和归国交涉逐步展开。
- 1981 年 3 月：第一批 47 名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儿集体赴日寻亲，24 人确认亲属关系。
- 1984—1985 年：中日交换有关文件后，日本开始接纳身份尚未确认的遗孤永久归国，并设置身元引受人制度。
- 2002 年 12 月 20 日：东京第一批 40 名原告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此后全国绝大多数归国遗孤陆续加入。
- 2006 年 12 月 1 日：神户地方法院判决 65 名原告中的 61 人部分胜诉，首次在这批诉讼中认定国家赔偿责任。
- 2007 年 1 月 30—31 日：东京地方法院全面驳回 40 名原告的请求；次日，原告继续请愿，安倍晋三会见归国者代表。
- 2007 年 11 月 28 日—2008 年 4 月：日本国会通过第 127 号修正法，新支援制度开始实施；各地原告随后陆续撤诉。
- 2008 年 5 月：池田澄江组织归国遗孤为汶川地震灾区募捐，并用大部分款项援建一所中日友好小学。
- 2014 年 10 月：面向第一代归国者特定配偶的支援制度开始实施。
- 2025—2026 年：归国遗孤普遍进入八十岁以上的高龄阶段，生活支援的重点转向医疗、护理、翻译与防止社会孤立。
关键人物
- 池田澄江（徐明、今村明子）：东京诉讼原告团负责人，1944 年出生于中国东北，战败时被托付给中国人抚养长大。1981 年赴日寻亲，1994 年偶遇亲生姐妹，经过 17 个月鉴定，于 52 岁时确认身世。
- 初田三雄：兵库诉讼原告团负责人。两岁时留在中国，44 岁永久归国；低额养老金与晚年收集铝罐的经历，体现了归国过晚、就业受限与养老金不足之间的联系。
- 安倍晋三：日本政治家，曾于 2006—2007 年和 2012—2020 年担任日本首相。东京地方法院驳回原告诉请当天，他指示厚生劳动大臣暂且撇开法律问题与裁判结果，根据归国者的特殊处境重新检讨支援政策。此后，厚生劳动省听取归国者意见、召开有识者会议，日本国会于同年通过修正法。
- 中国养父母：在战争与贫困中抚养日本儿童的中国家庭。他们并非同质群体，但他们的养育劳动，是理解遗孤身份和后来「感恩访中」活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关键概念
- 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儿：日本行政制度通常指 1945 年时未满 13 岁、在中国与父母离散、身份不明并长期滞留的日本儿童；现实经历并不完全符合单一模式。
- 共同诉讼：社会报道常称「集体诉讼」，实际是各地原告在共同律师团与支援组织协调下，分别向不同法院提起的国家赔偿案件；一地判决不会自动适用于其他原告。
- 国家赔偿中的违法：政策不充分或结果不公平，并不当然产生赔偿责任；法院还要确认公务人员违反了足够具体的法律义务，并判断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 条理：神户地方法院用来说明自立支援义务的法理基础。即使法律没有逐字列出支援内容，法院仍可根据国家先前行为造成的特殊不利状态与公平原则，推出具体义务。
- 行政裁量：东京等法院认为，归国手续和生活支援涉及外交、入境、财政与社会保障设计，行政机关应有较宽的判断空间，除非政策明显越界，司法不宜直接认定违法。
- 二十年除斥期间：神户判决按照当时对日本民法第 724 条后段的理解，对部分年代过早的损害不予赔偿；这是当时的法律状态，不等同于今天日本民法对同一条文的全部解释。
关键案件
- 神户地方法院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儿国家赔偿案（日本，平成 16 年〔ワ〕第 835 号等，2006 年 12 月 1 日）：65 名原告中的 61 人部分胜诉，判赔总额 4 亿 6860 万日元；法院认定部分归国限制违法，并确认归国后五年的自立支援义务。
- 东京地方法院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儿国家赔偿案（日本，2007 年 1 月 30 日）：东京第一批 40 名原告的请求全部被驳回；法院强调战后补偿的政治性与行政机关在归国、安置政策上的裁量。
关键法条与法律文件
- 日本《国家赔偿法》第 1 条第 1 款（1947 年施行）：公务人员在行使公权力时，因故意或过失违法造成他人损害的，国家或公共团体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各地遗孤诉讼的主要请求权基础。
- 日本旧《民法》第 724 条后段：当时被法院理解为侵权行为发生二十年后请求权消灭的除斥期间；神户判决据此驳回了部分原告的请求。
- 《关于促进中国残留邦人等顺利归国及永久归国后自立支援的法律》与 2007 年第 127 号修正法：通过国民年金特例、支援给付和地方生活支援，改善第一代归国者的养老金、住房、医疗与护理条件；2014 年起又增加特定配偶支援。
关联节目
- 04 日本人如何接受战败？与日本政府的 32 年战斗 ：同样讨论战争责任难以通过司法直接确认时，受害者如何借助诉讼、舆论与立法推动政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