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

起因 我不知道此时的我正带着怎样的心情写这篇游记，因为它本来算不上游记——返回自己的家乡怎么能算旅行呢？但当我终于站在凌晨一点的芜湖站东广场时，我才明确意识到：终于回家了。 一切开始于一周前。在一个阴郁的下午，我独自走在成都大熊猫基地的竹荫路上，漫无目的地思考着——关于工作、关于婚姻，甚至关于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大熊猫并没有太吸引我，毕竟都是长相相似的生物，看一会、拍几张照就会觉得无聊。所以这时就非常适合将脑子装满，不管装的是什么。 这场思考的结果，就是决定辞职。虽然单就职业发展前景来说，目前的这份工作非常不错。但其较低的起薪，以及长期出差的性质使得我不得不面对“工作与家庭平衡”的问题。如果我选择回到老家附近的省会城市，将会有一份起薪较高、无需出差的工作等着我。于是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我得出结论：所谓的“发展前景”都是相对的，即使回到老家，也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发展前景，但与生活本身相比，目前这份工作的“前景”不值得我继续追求。如果努力赚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生活得更好，那当自己完全另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不应该为了挣钱而放弃生活本身，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因此我决定，4月15日从重庆返回深圳，办完最后的工作交接手续后，再经珠海飞回老家安徽。至于为什么要途径珠海，完全是因为最后返程的机票无法报销。为了节省费用，我购买了相对较为便宜的珠海飞合肥的航班。而在此前的绝大多数时候（公司报销机票的时候），我都是直接从深圳飞往南京，而后者才是最快捷的路线。 启程 说做就做。平日里养成的“极简生活“的习惯此时显出了它的威力——我在重庆和深圳两个住所的所有个人物品加起来，也不过一个20寸旅行箱外加一个双肩背包的体量。因此我得以在短短一天半的时间里，清空两个住所，跨越三千多公里的路程返回故乡。 办好该办的手续，已经是上午十点。我背着包走出公司大楼，打了辆车回公寓。上车前，我给身后的公司大楼拍了可能是最后一张照片。 我们的公寓是公司为实习生免费提供的四人间宿舍，距公司约半小时车程（坐公交要一小时才能到达）。到公寓后，我火速上楼取下旅行箱，并在前台办理了退押金手续（入住宿舍时缴了一百元押金）。然后步行至临近的地铁站，经一次换成后，抵达“蛇口港”站。 出站后步行了大约二十分钟，终于抵达此次返乡行的第一站——蛇口邮轮中心。这是个内外装修都很别致的码头，内部构造与高铁站或机场非常相似：一楼是进站口，二楼以上是餐饮或休息区。取票方式也很简单，将购票时登记的身份证号码对应的身份证放在进站口附近的自助机器上即可。 我所乘坐的航班是从蛇口港往横琴港的客轮——迅隆号。仓位分普通仓和头等舱两种，价格只相差三十元。头等舱不仅客人较少，而且座位更舒适、视野也更好。上船后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标牌，上面写着“招商局，创办于1872年”的字样，瞬间给我一种梦回大清的感觉。 航程经过了港珠澳大桥和澳门友谊大桥，并从珠海与澳门间的狭窄航路穿过。期间手机信号一度飘到澳门，还收到了海关发送的警示短信。虽然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不足以使我的行程码变红，但这短暂的“出境”仍使我感慨万千。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行后，客轮在珠海横琴港稳稳靠岸。很久之前就听人说起珠海环境之优美、空气之纯净，这回我总算亲身感受到了这点。 曲折 但就在我带着愉悦的心情走出美丽的横琴码头时，收到了航班延迟三小时的短信。今年一月的时候，海航正式传出破产重组的消息，当时我还产生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的感慨。但这航班一口气延迟三小时，并且航空公司又刚好是海航的时候，我便又有了“时代的尘埃落在个人头上”时的无措感。 由于时间瞬间变得无比宽裕，因此我也放慢了赶路的脚步，一边欣赏珠海沿途的风景，一边坐公交往机场大巴站去。离横琴港最近的机场大巴车站位于横琴假日酒店。这是一座外观装修得很像童话城堡的酒店，虽然我没有入住过这家酒店，但单看外部环境感觉很适合度假时居住。 在酒店一楼等了近四十分钟，终于等来了机场大巴。在去机场的途中，大巴会在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短暂停留。这所大学与澳门隔海相望，虽然地址位于珠海，但行政上归澳门管辖。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也都算“一国两制”的典范了吧。于是在去机场路程的后半段，我便与一群澳门大学的学生同行。这些人虽然还是学生，但已经沾染上“在大巴车上外放看视频”的社会恶习。 到达珠海金湾机场后，我又无所事事地分别在肯德基和候机厅等待了两个多小时。期间广播曾略带歉意地表示，要为所有被延误了的海航乘客发放晚餐。但当我看到候机厅邻座的中年男人手拿一盒热腾腾的盒饭套餐悻悻然归来时，便放弃了这“免费的晚餐”。相比而言，还是飞机上的“海南特色鸡肉粉”更吸引我。 等到晚上七点半，广播里终于通知我们准备登机。我于是重新拖起行李箱，排进长长的队伍里，等待登上这趟原本应在三小时前起飞的航班。 尾声 除了上海虹桥机场以外，几乎所有我去过的城市的机场都位于偏僻的郊外。这或许符合某些经济学原理，但实在与乘机人的便利性背道而驰。可能也是因为考虑到了便利性这个问题，合肥新桥机场设置了专门的城市班车，定时将旅客送往火车站等市内地址。晚上九点半，飞机缓缓着陆以后，我便跟着人群，火速前往机场到达大厅外的城市班车上车点。花十五块钱买了张去合肥火车站的票。班车等到十点才“准时”出发，晃晃悠悠到十一点零八分才到达距离合肥火车站还有两百多米的地方。 是的，你没有听错。目的地为合肥火车站的班车居然没有真正进入合肥火车站，而是在离火车站老远的地方把我们放了下来。当天晚上最后一班火车的发车时间是十一点二十一分，这也就意味着，我要在十三分钟内，拖着箱子和背包，跑过两百多米的距离，过安检，上楼，再找到正确的站台后挤进火车。虽然以上过程非常艰难且疲惫，但我好歹在火车车门关上的前一秒成功上了车。 由于时间过晚，我只能坐绿皮车回家。因此我在满是难闻气味的绿皮车车厢里又待了一个半小时。最终，我终于在凌晨一点回到了芜湖。

此刻的我，正坐在巴南工业区的某间宿舍里，对着充满指纹的笔记本电脑，回想着在这艰难的一年里，任何能够使我留恋的事物。 按照惯例，我在写狗屁不通的所谓年终总结时，会戴着耳机，单曲循环一首多少能够令我或感慨、或亢奋的音乐。而今年，我一直在听的，还是李志在2018年跨年演唱会上的那首不插电版的《热河》。说来吊诡，这首歌明明叫“热河”，写的确是南京。就像我在上海时每天都会经过顺义路，却一次也没去过北京。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南京已经成了“家乡”的代名词。这或许是因为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会先飞到南京禄口机场，再坐动车回芜湖；或许是因为每次跟人介绍自己家乡时，都会不自觉地和对方说 “我老家，安徽芜湖，就在南京旁边”；又或许是因为每次提起“中国”时，我都会想起南京。 不是与我同年毕业的人根本不会知道，新冠疫情之后，在中国找工作有多难。尽管我一度非常想在上海定居，但无比艰辛的求职历程使我伤心透顶，以至于在我登上去深圳的飞机时，没有一丝留恋，连头也没回一下。当然我对大众刻板印象中的“上海人”没有任何看法，也不觉得上海是一座多么难以融入的城市。我只是单纯地觉得，或许只有像深圳这样缺乏传统的地方，才更加适合我生存。毕竟我不喜欢历史，也讨厌传统。 国浩是家好律所，因为它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收留了我，并为我提供了一个足以磨练技艺的好平台。虽然一心想做诉讼的我，已经阴差阳错地踏入了非诉律师的道路，但如果放弃扶贫济困的理想，一心只想着过上体面生活的话，律师不过是门谋生的手艺而已。所以我早就放弃幻想了。自从我背着书包、拖着箱子来到南方的这片文化沙漠上的那一刻起，青春就已经随风而去了。 一年前的今天，我正发着40度的高烧，在谢春花的演唱会上瑟瑟发抖。而就在同时，李文亮发出了那条足以载入人类史册的微信消息。之后，哨声响起，整个世界都变了。我依稀记得，谢春花那场演唱会的主题是“2020，请对我好一点”。好吧，它确实对我挺好，至少在它最后的两个月里，我的人生多少出现了一丝转机。 夜深人静时，我时常在心里咒骂那些给我们这代人留下一片狼藉的父辈们。这个国家已经在她的“接班人”身上压了太多重担，以至于完全不需要人流和结扎，新生儿的数量也在逐年下降。这或许会挫败杜蕾斯的股价。不过也好，我向来不喜欢垄断资本，如果杜蕾斯具有垄断型的话。但往后又该怎么办呢？至少我想不到出路。可能对于个人来说，逃离索多玛才是上策。奈何这时又来了新冠肺炎，使得国与国之间那条最后的虚伪的友好纽带，也被拦腰截断。 明天，我将从巴南出发，坐上两个小时的轻轨，去渝北坐飞机回家。当然，芜湖没有机场，我的目的地仍然是南京。但对南京来说，我的老家在身后，在岸边，在安徽全椒县。 2020年12月31日于重庆巴南

所谓的“14天自我健康管理”制度，亦即“14天隔离”制度的美化提法，真是一个彻底的懒政行为。今天下午，当我拖着一大箱行李以及一大包快递（里面装着用于替换的被褥，我之所以要抱着它到处跑，正是因为封闭管理的学校不让快递员进入，从而使我不得不自己去菜鸟驿站取件并带回学校）来到光复西路的校门前时，一个笨手笨脚的保安让我们排队进行“身份验证”。由于那个该死的人脸识别系统不管看到谁都是一副“识别失败，请刷卡重试”的死样，我们不得不挨个进行纸质登记。我后来才知道，那个用于返校身份验证的系统，似乎没有被录入任何一个学生的信息。也就是说，那个不断重复着“识别失败，请刷卡重试”的机器是个彻彻底底的摆设，所有排队进行“身份验证”的学生都不得不进行手动登记。 可能是因为我那十位数的学号过于复杂，以致于那名奉旨办事的保安根本无法在厚厚的学生名册上找到我的信息，因此我不得不在身后数名与我同样拖着大箱行李的女生的焦急等待下，自己翻找名册、自己填写表格，并从一个没有任何工作人员驻守的“体温检测间”中通过，最终顺利而快速地进入到了阔别已久的校园。 一番整顿以后，我将疫情期间孤独地横躺长达8个月之久的一床被褥，连同一个小米手环3一起打包寄回了老家。因为我这次返校已经准备了一床全新的被褥，所以旧的似乎发霉的那床“孤独被褥”便沦为不得不被邮寄的多余之物。之所以我要连那个早已耗空点亮的小米手环3一并寄回，是因为33想用它来做自己的闹钟兼手机的消息提醒仪（与我如出一辙的用法）。自从当上十一中国际班的班主任后，她那无论有怎样的急事都死活打不通电话的“失联症”似乎得到了缓解。看来真正能使一个人走向成熟的，不是爱人的循循善诱，而是社会铁拳的毒打。对于她的这一点变化，我还是很感到欣慰的。 我没想到这座神奇学校的注册报到时间到今天下午四点就会截止，因此当我不慌不忙地享用完河西食堂那堪比人间美味的丰盛晚餐，走到40栋正门附近的报到机器前（它一直到下午四点以前还呆愣愣地杵在那里等人刷卡），发现本该位于那里的机器已经消失。紧接着我便接到班长大人的通知：“报到时间截止到13号下午四点，以下名单中的同学（当然包括我在内）未能及时报到，请于明天在40栋一楼终端处（也就是我此时正站立的同一位置）进行补报。” 晚上“跨区洗澡”时突然下起大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之所以在“洗澡”前加上“跨区”二字，绝非因为我故弄玄虚，而是因为在这所神奇的学校，居住在河东的几乎所有学生（一号楼除外，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浴室）都要越过苏州河，来到河西的公共浴室洗澡。而众所周知，苏州河是普陀区和长宁区的界河，所以我们每晚的洗澡行动，都要不折不扣地跨区进行。考虑到上海的直辖市地位，我们洗澡时所跨越的居然是两个市级单位。所以可想而知，当跨区洗澡的我们遇到瓢泼大雨时会是一种怎样的好心情。尤其当我们看到路边有两床被大雨淋得湿透了的被褥（很遗憾，晾晒它们的主人似乎忘记了他们需要在天黑前收被子的常识）时。这股好心情变得愈发地好了。

四年前的我： 我知道此时的你正在晚自习的教室里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懂像备战高考。尽管你的近几次模考成绩都不甚理想，但你依然沉浸在“江南十校”的全省前500名的辉煌战绪中，抱持着毫无根据的自信。你可能不会想到，一个多月后的6月22日，糟糕透顶的最终成绩会让你怀疑人生。我承认这件事让我们很久都不能释怀，这也是为什么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写给十年后自己的一封信中发毒誓要考取人大研究生的原因。现在，考研的结果也尘埃落定，我没能考上人大。 这确实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四年前欠的债至今仍未还上，且未来再还上的希望也堪称渺茫。但我从不后悔自己对人夸过的海口，因为我坚信吹牛逼能使我进步，就像那句英文世界广为流传的谚语所言：Fake it，till you make it.从很久之雨井始，我们就养成了“假装”的习惯——在自己真正能做到一件事之前，先假装能做到它。这并不是为了向他人证明自己牛通，而是为了让他人鞭策自己不断变得牛逼，毕竟牛逼吹破还是挺丢脸的。 你即将踏入一所长久以来一直没入你法眼的双非学校，并且你会发现，这所学校也确实存在许多令人失望的地方。但这些都不能否认这四年时光对你的意义。你会同其他人一样，做许多不无意义的尝试、交一众或远或近的朋友、产生许多或左或右的想法。这些尝试、朋友与想法有些颇具价值，有些则纯属浪费时间。但物种进化赋予我们的依附于环境的特性决定了，无论我们主观上乐意与否，我们所遭遇的事物与所身处的环境都会对我们产生不可回转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已经充分认识这点的我，在临近毕业时短暂的宁静时光中，能够坦然地反思过去的原因。我们做过许多愚蠢的决定，未来也必将做更多遇蠢的决定，但这就是人生的试错过程，我们应当学会释怀。 你或许会感到前途一片迷茫，其实我也一样。但我时刻提醒自己，这种迷茫是古今中外历位开拓者们所共同面对的迷茫，是大西洋上的五月花号的迷茫，也是太半洋上驶向金山的淘金客们的迷茫。未来的几年，我将在上海度过，华东政法大学的平台足够让我施展一番。至于我最终能否活出会自己满意的样子，我现在也不可能回答上来。 这可能会显得很啰嗦，但我还是要重申我们自十七岁世界观初成时就一直抱持的意识形态——永远站在鸡蛋一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强者”的眼光看待世界。他们宁愿抛弃祖先们用几千年时间苦苦追寻的轴心精神，退回到动物式的丛林法则中，也要抱持同情强者的心态。他们痴迷于帝王之术，热衷于地缘政治，沉醉于民族大义，叫嚣着武力统一。他们可能没有想过，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也会可能成为强者捕食的对像。可我们请楚，高墙上写满了好话与谎言，那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原本是一篇无聊的心理课期末作业，我在完成手写版本之后还是决定整理成文字留存下来。这虽是作业，但我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诚的。未来的我或许会背离当年和你一起许下的理想，或许会掉过头来嘲笑你的愚蠢和莽撞，但无论如何，请你一笑了之。我原谅你做过的所有的错事，作为回报，我恳请你不要原谅我将来可能做出的所有错事。 此致 敬礼

在丁酉年如年迈的老人般奄奄一息的时候，我是照例要写点东西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文笔变得越来越拙劣，以致一个像样的标题都已经起不出来。这里姑且先斗胆盗用一下北岛先生的诗句，至于为什么要起这个标题，后文会做详细说明。 旧年的最后一天，芜湖终于起了一场像样的雾霾。早上我独自骑车去学校的路上，望不见隐匿在浓雾中的图书馆，鼻中是不易察觉的细微化材味，这才意识到冬天到了。与间歇性的冰川纪不同，冬天是每年都会来的，只不过有早有迟、有婉约有豪放，但就逢约必守这一靠谱劲儿来说，还是非常值得称赞一番的。 过去的一年于我而言是个缺乏大目标的空虚之年，于是我人为地给自己设定了一些并无太大意义的“小目标”。这样既能为我单调的大学生活增添一两件可对人吹嘘的副产品，又能避免因失去方向感而造成的永久性动能障碍。这一年里，我通过了日语能力三级测试、合格了高中英语教师资格笔试、读了几十本书、记住了十几段历史，还养狗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相比于越来越看不到希望的法律职业生涯，这些不疼不痒的小事纪诚为我本该单调乏味的生活增色不少，使我在年底例行公事地做年末总结时能够不至于没有产生“这一年好充实啊”的感慨。 我和家人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了，这是我在过去一年里收获的有一个高质量产品。看着父母一天天老去，我并没有生出多少对岁月的恨惜。因为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我也会有衰老的一天，这样一来其实我和父母就扯平了，一切只不过是个前后脚的顺序问题，心情也就好受多了。与其对父母和亲人的衰老心心念念，不如利用好当下的时间，每天多来几次插科打诨、多几句自嘲和调侃，感情的交流便就这么维护起来了。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尽量让以后的自己混出个符合父母价值标准的名堂来，这样就更加尽了一份责任——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和珊珊在一起后跨过了第二个年关，使我对这份感情的满意和信赖又增强了一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基本是不太会分开了，这也给我带来了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负在肩上的那卸不掉的生活的分量又重了八度。在一个经济分配并不算太公平的社会里，想像我们这样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一个中产家庭其实是非常辛苦的。这一点我希望她也能越早认识到越好。但是不论未来的生活多么艰辛，我都会全力以赴。这不是什么自我鼓励的鸡汤或信誓旦旦的诺言，一切只因为生活本来就应当是这样，任何人都没法举手投降。 按照天干地支的老迈年表来推算，丁酉年后又是一个戊戌年——离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那真是一段令人扼腕的历史故事。一场试图从体制内部推动社会变革的尝试彻底失败，紧接着便是作为变法中坚力量的“六君子”的血溅刑场、朝中保守派们的倒行逆施，以及曾为变法精神领袖的康有为的欺世盗名。一百二十年后的今天，大清的亡魂似乎仍未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完全散去，我们的古老传统中一些至善至美的东西正在一天天走向消亡，与此同时，一轮又一轮以“复兴”为名的沉渣烂谷却重新泛起了勃勃生机。 郭文贵爆料案、于欢辱母刺死案、杭州绿城纵火案、明经国抗暴伤人案、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北京驱离底层人口案、华北供暖煤改气案——这一系列令公众舆论不知所措的事件异常集中地在二〇一七年内发生。我不知道后世的人们会对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盖棺论定，但我知道中华民族的公道与良心其实不会泯灭。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 二〇一七年，一切的理论思辨都结出了实践的果实。从此，我的政治意识彻底觉醒：站在远处冷眼旁观与面向别处怯懦逃避都无法改变这个不太合理的世界，如果我还留着一点为自己将来孩子创造幸福生活的余念，就必须行动起来并置身其中。在《宪法》中，我们的名字叫“公民”。什么公民？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盗用这个句子作为标题的原因。在又一个戊戌年里，我将依然满怀希望地向前行走，并热切期待着每一个新黎明的到来。 对真挚爱情的渴望、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正是这三股单纯却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就是我的二〇一七，我将最美好的期望寄托于新的一年，并真诚地祝愿每一个读到这里和没有读到这里的人们生活幸福。 二〇一八年一月一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