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6日，当代著名法学家、中国刑法学"泰斗"高铭暄，因病逝世，享年98岁。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家，高铭暄的一生堪称中国刑法的活化石。他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学者；他是新中国第一位刑法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他撰写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部法学专著，并主编了第一部全国统编的刑法学教科书。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中国大地上每一份刑事判决书的背后，都有高铭暄奠定的理论基石。
然而，科学的规律就在于不断地反思与超越，法学自然也不例外。在缅怀高铭暄历史功绩的今天，我们也正处于中国刑法学经历深刻转型的节点。近年来，中国刑法学界围绕着 “四要件"与"三阶层” 两个犯罪构成体系，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学术论争。这场论争，表面上看是学者们在书斋里的争辩，但其底层逻辑，却是国家刑罚权如何行使，以及每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的宏大命题。
高铭暄：一部中国刑法的活化石
要理解高铭暄对中国刑法的贡献，我们要把目光投向1928年5月的浙江省玉环县，一个叫鲜叠的小渔村。高铭暄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书香门第与法律世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的父亲曾历任杭州地方法院推事（相当于现在的法官），以及浙江高等法院审判员，他的叔叔和大哥也都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
在这种浓厚的家学渊源熏陶下，高铭暄自幼便对法律产生了强烈的向往。9岁那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高铭暄的父亲不愿为日本侵略者卖命，愤然弃官回乡，赋闲在家，并在闲暇之余严格督促高铭暄读书。初中毕业后，他考入当时全国闻名的温州中学。当时的温中校长，著名的教育家金嵘轩举办全校征文大赛，题目是《如何建设新温中》，年少的高铭暄凭借扎实的文字功底一举夺冠，扬名全校。
1947年高中毕业时，高铭暄展现出极高天赋，他同时被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录取。他选择了浙江大学法律系，随后因时代变迁和院校调整，他又转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并在1951年升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深造。在人大，他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的苏联法学专家贝斯特洛娃、达马亨等人，系统地接受了刑法学的专业训练。1953年，高铭暄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从此开启了他躬耕教坛七十余载的传奇生涯。
漫漫立法路：从第22稿到第38稿
新中国成立前夕，基于彻底摧毁旧国家机器的政治考量，中央作出决定，废除国民党政府"六法全书"，另起炉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这一破旧立新的决定，导致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在惩治犯罪时处于 “无法可依"的真空状态，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往往单凭政策，或者依赖《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零星的单行法规。
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 《宪法》正式颁布，制定一部统一的《刑法》终于被提上了日程。同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组建了刑法起草班子，受中央书记处的直接领导。当时，刚刚留校任教一年的高铭暄，凭借扎实的学术功底，被抽调参与起草工作。这一年，他年仅26岁，是整个起草小组中最年轻的一员。
那时的他或许未曾料到，这项工作，他一干就是25年。
刑法的起草过程，是一场常人难以想象的漫长跋涉。起草班子夜以继日地工作，广泛收集案例、研究国内外立法，到1957年6月写出了第22稿，又在1963年10月，打磨出了第33稿。这个第33稿甚至已经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审查同意，眼看就要正式完成。
然而，随之而来的 “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的法制建设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停滞。起草工作被迫全部中断，中国人民大学甚至一度停止办学，高铭暄本人也经历了下放劳动，后被分配到北京医学院，一待就是八年。在这漫长而苦闷的岁月里，高铭暄始终保存着当年起草刑法的各种资料文献，等待着法治春天的再次来临。
终于，1978年10月，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临近，国家明确提出了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刑法立法迎来了 “第三次上马”。起草班子在1963年第33稿的基础上迅速重启修订。经过反复推敲和激烈争论，最终形成了历史性的第38稿。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高铭暄百感交集，他后来回忆说，这结束了新中国三十年没有刑法的历史，也宣告了"不引用法律条文的刑事司法文书一去不复返了”。从当初26岁的青年学者，到此时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汉子，高铭暄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全部倾注在了这38稿的字里行间。
为了留下这份珍贵的历史记忆，高铭暄在1981年出版了 《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这不仅详细记录了1979年刑法从第22稿到第38稿定稿阶段的争议与修改过程，更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出版不到一个月便被抢购一空。
“四要件"理论的确立
有了刑法，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司法机关在具体的办案中，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逻辑去认定一个人是否构成了犯罪？这就引入了刑法学中最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理论——犯罪构成理论。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建国初期废除了旧法统，新中国的法学教育走上了一条 “以苏俄为师”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初，以贝斯特洛娃为代表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政法院校授课，他们带来的，正是当时在苏联占据统治地位的“四要件"理论。
为了让大家在当时的百废待兴中迅速掌握定罪规律，1957年，高铭暄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集体撰写了 《刑法总则讲义》，重点引介了"四要件"理论，标志着这套学说在中国的落地。到了1982年，为了适应恢复高考和法制重建的需求，司法部组织全国著名学者编写全国统编教材。高铭暄与武汉大学的马克昌教授（当时学术界并称 “北高南马”）合作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学》统编教材**。这本教材总发行量接近200万册，彻底将"四要件"理论确立为中国刑法学不可动摇的基本框架。
什么是"四要件"理论？该理论认为，要判定一个行为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四个像拼图一样的要件：
第一，犯罪客体：也就是这个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比如杀人犯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盗窃犯侵犯了财产权。
第二，犯罪客观方面：这指的是犯罪活动在客观外在的表现。包括行为人做了什么、造成了什么后果，以及行为和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第三，犯罪主体：也就是实施这个行为的人，是不是达到了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是不是精神正常。
第四，犯罪主观方面：这指的是行为人做这件事时的心理状态。他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
在"四要件"理论的逻辑体系下，这四个条件是一种 **“一存俱存，一损俱损”**的关系。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在脑海中画一个十字架，把这四个要件一一填入。只有四个条件全部齐备、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才能认定犯罪成立。这种强调 “主客观相统一”的思维模式，直观、清晰、极易上手。在当时司法人员法律素养普遍不高的历史背景下，“四要件"就像是一把极其高效的快刀，为中国司法机关迅速理清案情、准确打击犯罪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四要件"到"三阶层”：一场刑法学界的世纪之争
然而，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矛盾和犯罪形态也变得日益复杂（比如出现了各种新型的经济犯罪、金融犯罪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仅规定了130个罪名的1979年刑法，开始显得捉襟见肘，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从1981年到1996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密集出台了20多个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规范来"打补丁”。直到1997年，国家决定对刑法进行全面、系统的修订。高铭暄作为立法专家，再次全程参与了这次修法。1997年刑法不仅大幅增加了罪名、调整了刑罚结构，更重要的是，它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这三大基本原则。高铭暄一生都在坚持和呼吁“罪刑法定”——罪名绝不能类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原则的最终确立，标志着中国刑法真正走向了现代化，也为中国刑法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立法的完善为刑法学理论的繁荣提供了土壤。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法学教育的开放，大批中青年学者（如陈兴良、周光权、张明楷等）开始远赴德国、日本等传统法制强国深造，并系统地翻译引入了大量德日刑法学文献。
这些"新兴学者"们带回了一套全新的定罪逻辑——也就是源于德国的**“三阶层"理论**。这套理论主张，在认定犯罪时，法官的思维不能像四要件那样是"平面拼图”，而应该像是一个有着三个严密过滤网的漏斗。
具体来说，“三阶层"分为三步：
第一层，构成要件该当性：这纯粹是一个事实判断。法官只看行为人的动作和结果，是不是表面上符合刑法条文的描述。比如你拿刀把人捅死了，这就是符合了故意杀人罪的"该当性”。
第二层，违法性：这是对行为的客观价值判断。行为虽然符合法条描述，但是在整体法律秩序下，这种行为有没有正当的理由？如果存在这种正当理由（比如你是为了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那么你的行为在法律上就是被允许的，自然就不违法。
第三层，有责性：这是对行为人的主观谴责。如果你的行为符合法条描述，又没有正当理由，法官还要看能不能在道义上谴责你。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辨认能力的重度精神病人，或者你是在他人的胁迫下干的，那么法律认为你没有"责任”，同样不构成犯罪。
“三阶层"理论的引入，在中国刑法学界无异于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陈兴良等学者旗帜鲜明地主张，应当进行 “刑法知识转型”，实现犯罪论体系的 “去苏俄化”，全面拥抱德日阶层理论。他们尖锐地批评四要件体系，认为它不能明确区分"违法"和"责任”，缺乏递进过滤的逻辑，在面对复杂疑难案件时容易导致无章可循，法官"只能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悟中完成生杀予夺的裁决"。
而传统学者阵营则坚决反击。他们认为，四要件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司法实践打磨，已经形成了深厚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契合。如果彻底"另起炉灶"，会导致基层司法人员思想混乱。而且，将人权保障不力的黑锅完全扣在四要件理论头上也是荒谬的。人权的保障靠的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和具体制度的落实，而不是单纯玩弄概念游戏。
这场学术交锋在2009年的国家司法考试中达到了高潮。当年的司考命题在某些案件的定性判断上，开始明显向"三阶层"的逻辑倾斜，这在法学界引发了巨大的震动与争议，甚至有学者戏称这是刑法学界的**“诸神之战”**。
四要件 vs 三阶层：一场逻辑上的深度剖析
各位看到这里可能会有疑问：四要件和三阶层，不都是把犯罪的条件拆分开来吗？无非一个是四个篮子，一个是三个漏斗，本质上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那么多顶尖的新生代学者笃定地认为，三阶层在逻辑上更加严密？
为了解答这个硬核的专业问题，我们需要在逻辑层面进行一次深度的剖析。
在处理简单案件时，任何理论都会显得游刃有余。检验一个理论是否严密，必须把它放在边缘的、极限的疑难案件中去施压。陈兴良等学者正是通过对极端案例的分析，犀利地指出了四要件的逻辑硬伤。
场景一：正当防卫的逻辑困境
假设你走在街上，一个歹徒拿刀要杀你，你为了自保，夺过刀把他反杀了。这在法律上叫正当防卫，不构成犯罪。
在四要件看来，这件事很别扭。因为法官认定你不构成犯罪时，必须解释你缺少了哪个要件。你杀人客观上造成了死亡（有客观方面），你是个正常成年人（有主体），你就是想弄死他来自保（有主观故意）。那到底缺了啥？传统教材只能勉强解释为"排除了社会危害性"，于是硬生生地在四要件的理论大厦旁边，搭了一个**“排除犯罪事由"的独栋别墅**，把正当防卫塞了进去。这在逻辑上是断裂的。
但在三阶层理论看来，逻辑如丝般顺滑：你的反杀行为符合杀人的"构成要件”（事实成立）；但是到了第二步"违法性"审查时，因为你是在面临不法侵害时正当防卫，这在法律价值上是受鼓励的正当行为，因此阻却违法。因为不具有违法性，所以无罪。逻辑闭环，完美解释。
场景二：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这是另一个最能体现三阶层理论逻辑严密性的经典场景。假设一个成年人张三，教唆一个13岁的未成年人李四去入室盗窃。
在四要件的逻辑下，一个人只有同时满足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主观方面这四个要件，才能被认定犯罪。但是，13岁的李四没有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所以他缺乏"犯罪主体"这个要件，因而不构成犯罪。问题来了：如果李四连犯罪都不构成，那张三的"教唆犯"身份依附于谁呢？ 为了给张三定罪，传统理论往往只能绕开共同犯罪，引入"间接正犯"的概念来打补丁，也就是把李四当成张三作案的、不具有自主性的工具，这在理论的自洽性上显得十分局促。因此，在四要件论中，所有的要件都是混在一起来说明社会危害性的，违法与责任没有区分，从而导致了这种定性上的逻辑困境。
但在三阶层理论看来，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因为阶层论清晰地区分了违法与责任。13岁的李四实施了入室盗窃，完全符合盗窃罪的客观事实，满足了第一阶层构成要件该当性。同时，李四没有任何正当防卫等合法理由，满足了第二阶层违法性。因此，李四干的这件事情，在法律评价上绝对是一件非法的、错误的事情。阶层理论认为，教唆犯等共犯的成立，只要被教唆的人实施了"违法"的行为就足够了，不要求被教唆的人最终必须受到处罚。既然李四的行为已经跨过了前两阶层，被认定为"违法"，张三作为教唆者，自然就理所当然地成立了教唆犯。最后，法官在第三阶层单独审查李四的责任。因为李四才13岁，心智尚未成熟，法律在主观上不对他进行谴责。所以李四不用承担责任，无需受到刑罚处罚。但张三作为一个成年人，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必须承担教唆犯罪的刑事责任。
大家看懂了吗？三阶层极其明确地区分了"违法"和"责任"。行为是错的，所以教唆者要受罚；但实施行为的小孩情有可原，所以小孩不受罚。这种**“从客观违法到主观责任"层层递进的体系**，就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精准，将行为的客观对错与行为人的主观可谴责性完美剥离。这就是为什么刑法学界呼吁引入三阶层的深层原因所在。
不可抹杀的历史丰碑
当然，在探讨理论升级与变革时，我们绝不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不管四要件理论在今天面临着怎样的批评和挑战，以高铭暄为代表的第一代刑法学家所立下的历史丰碑，是任何人、任何时代都不容抹杀的。
在建国初期那种法治资源极度匮乏、甚至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中，是高铭暄这代人，为新中国的刑事法制搭建了最初的避风港。四要件理论虽然在逻辑上有瑕疵，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凭借着简单易懂、便于操作的优势，成功指导了数以百万计的司法案件，为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建立法制权威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高铭暄一生对刑法事业的卓绝贡献，也赢得了国际国内的最高赞誉。2015年4月，因在刑法学领域的杰出贡献，高铭暄荣获国际社会防卫学会颁发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奖**，该奖项素有**“刑法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高铭暄也成为获得该奖的亚洲第一人**。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党和国家授予他**“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这也是法学界迄今为止唯一的代表。
学术之所以能够进步，往往就在于前人的肩膀足够宽阔。高铭暄最令人敬佩的，不仅是他等身的著作，更是他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与"仁而爱人"的教育家精神。
他自1984年成为新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以来，培养了60多名刑法学博士，这些弟子如今已是法学界的中流砥柱。有趣的是，很多激烈批评"四要件”、积极倡导"知识转型"的领军学者（如陈兴良教授），正是高铭暄的亲传弟子。
面对来自后辈的颠覆性挑战，高铭暄从未运用权威进行打压。他曾在教导青年教师时留下这样一段话：“给本科生讲课要注重打基础，有争议的问题先不要讲；给研究生讲课要把正面和反面的意见都讲明白讲透彻；而给博士生讲课，则要讲最前沿的内容，启发他们自己思考”。他一生践行着**“弟子不必不如师”的理念，这种容忍异见、鼓励创新的大家气象**，正是中国法学得以不断自我迭代、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展望未来
站在高铭暄逝世的历史节点上眺望未来，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趋势已经非常清晰。
首先，理论体系将从封闭走向全面兼容。 关于犯罪构成模式的改革，目前学界有"重新排列四要件顺序论”、“在原四要件基础上增减要件论"以及"另起炉灶全面引入三阶层论"等多种主张。我们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刑法理论不会是纯粹的德日照搬，更不会退回苏联老路。而是在深刻总结中国本土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将现有的要件要素统合于"构成要件"之下，进而构建出一个既兼顾逻辑严密性，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刑事当罚性"的新型阶层模式。高铭暄生前也曾告诫年轻学子，一定要重视刑法学的国际合作交流，既学习他国长处，又要敢于宣传自己。
其次，刑罚理念将彻底完成从单纯的"社会防卫"向"人权保障"的深刻转型。 随着法治文明的进步，刑法不仅仅是惩罚犯罪的"刀剑”，更应当是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大宪章”。通过引入阶层理论中严密的逻辑过滤机制，未来的司法裁判将能够最大限度地防止刑罚权的滥用，确保每一次生杀予夺的裁决，都经得起最苛刻的逻辑检验和伦理拷问。
最后，面对新时代的挑战，立法修法机制将更加精细。 正如高铭暄晚年所指出的，未来新中国刑法需要坚持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正刑法，持续推动刑法体系和立法技术的进一步科学化。无论是应对复杂多变的网络犯罪，还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空白，都需要理论界提供更加精密的法律工具。
高铭暄离开了，带走了一个充满激情与筚路蓝缕的时代。但他亲手铺下的第一块法治基石，以及他鼓励变革、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将永远指引着后来的中国法律人。对高铭暄最好的纪念，不是把他的学说封在神龛里顶礼膜拜，而是继承他的胆识，勇敢地推动中国法治的转型与升级，在严密的逻辑与深厚的人文关怀中，将中国的法治大厦建设得更加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