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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7日，《长江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在全市开展感恩教育，形成强大正能量”的文章，披露了现任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在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视频座谈会上关于对广大市民及党员干部开展以“听党话、跟党走、形成强大正能量”为主题的感恩教育的指示。该文一经刊出，立即引来舆论哗然。人们纷纷指责武汉政府在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将宝贵精力投入到如此“细枝末节”的工作中。在人民的一致声讨中，相关媒体悄然将该文章撤回。 但文章的撤回并不意味着“感恩教育”的结束，抑或说，此次“感恩教育”的偃旗息鼓并不意味着所有“感恩教育”的绝迹。相反，在中国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感恩权力”或“感恩国家”的文化一直都是最大的“正能量”。只要这种文化及其所生长的土壤依然存在，数不尽的“感恩教育”就不会真正消失。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人误将上述“感恩文化”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所谓“儒家思想”，并就此展开对中国传统的全面批评。然而在我看来，这些人似乎在革命的最开始便找错了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首先，他们所批评的”儒家思想“究竟指的是哪种思想就很成问题。战国时期的孟子，这位在我们现代人眼中几乎与孔子是”同时代人“的”亚圣“，在许多问题上就已经与后者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何况儒学上下绵延2000多年，其流变程度堪比忒修斯之船，要将“儒家思想”统而论之，并扣上“封建礼教”的帽子加以攻击，实属“找错了敌人”。那些攻击儒学的人，似乎只能看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而看不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学内容之丰富、流派之众多，尽被这些”进步“的攻击者们”统一”成了落后腐朽的模样。 其次，儒学之所以会在近现代以“落后腐朽”的模样示人，自身内容的丰富性与攻击者的蓄意“归纳”固然各有功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封建帝制的霸道本性。中国的封建帝制是一个高度注重实用性的体系，对中国的封建帝王来说，凡是有利于维系统治的，皆可拿来一用。在这样的环境下，各派学说无论最初有多么迥然不同的主张，最终都会在权力的倾轧下变得高度同质化。换句话说，即使汉武帝时在思想领域取得胜利的不是董仲舒的儒学，而是黄老、阴阳或其他流派的学说，后来的历史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事实上，董仲舒的儒学与孔孟的儒学已经想去甚远，前者为了迎合权力的需要，已经褪去了太多“不合时宜”的棱角。 那么，我们真正应该攻击的“敌人”到底是谁？或者换一个问法，中国源远流长的“感恩文化”究竟源自哪里？这正是我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如前所述，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封建帝制一直在玩“外儒内法”的把戏，即表面上遵从儒学道德以增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实质上却无时无刻不践行着法家的残酷驭民术，那么培育出“感恩文化”的罪魁祸首就应该是“内法”而非“外儒”。至此，问题的答案就很明显了——我们在反对“感恩文化”的时候，真正反对的应该是封建帝制及其“法家”心法，而不是被其披在身上充当外衣的无辜的“儒家思想”。 “感恩教育”及其背后的“感恩文化”都是历久弥新的封建帝制的一部分，它们不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自然地归于消灭。如果我们始终找不到真正要反对的东西，“感恩教育”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赫然写在《宪法》第一条的今天，我们不能再有“感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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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底，谷歌照例公布了去年的年度词汇——“英雄（Hero）”.这或许和过去一年上映的众多超级英雄电影不无关系，但在这个充满混乱与焦虑的时代，呼唤英雄也确实会成为人们的选择之一。因为历史毕竟只是过去事件的缩略记录，难免会给人一种“英雄史观”的错觉，所以越是善于“以史为鉴”的民族，越会在自身无法应付的历史关口前，翘首期盼英雄的出现。就像拿破仑之于法国、希特勒之于德国，尽管二者为各自民族留下了性质完全不同的精神遗产——前者留下了伟大的《法国民法典》、并将法国的自由与民主精神遍撒欧洲，而后者则留下了恐怖的战争与屠杀，并使德国化为一片废墟——但他们无一不是被自己的人民亲手推上的英雄宝座。 每一部英雄史诗——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都离不开两个要素，即懒汉与野心家。人民天生便具有将眼前的复杂局势交给一名能力超群的英雄来解决的倾向。毕竟公共事务复杂而多变，其处理过程充满了枯燥的盘算，相较于参与其中并耗费自己的精力与时间，人们更愿意投身于短暂而刺激的“公审大会”或“造神运动”。至于无聊的公共事务，交给英雄就好。填补这种“懒汉需求”的便是野心家，他们总是带着不切实际的“救世计划”进入公众视野，并向人们许诺一个流淌着奶和蜜的美丽新世界。众多野心家中，总会有少数“出类拔萃”的人会被人们选中，成为应对危机、带领人民前往新世界的“领袖”。 翻遍史书，懒汉与野心家的默契配合无不以悲剧收场。因为复杂而多变的公共议题根本不存在所谓“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即使有，也不是一小撮高居庙堂的“领袖”们所能想出。公共事务的解决需要全体公民的参与，关注、讨论、投票、请愿等都是参与的方式。这是公民在享受各项权利的同时，应当尽到的基本义务。懒汉们无视除纳税以外的其他公民义务，转而寄希望于“英雄”于“领袖”的出现，最终只会招致野心家，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身为一个尚未走出此类悲剧的古老民族的我们，更应当铭记历史的教训，拒绝充当自食其果的懒汉、拒绝满嘴美好愿景的野心家，与其他公民一起打拼、真正尽到一位公民的义务。这才是真正的“以史为鉴”。“公审大会”与“造神运动”固然精彩刺激，但公民不能沉浸于这种虚假的参与感、止步于肉欲上的的满足。伟大的民族必然需要伟大的公民，而懒汉们永远无法实现“民族复兴“ 2019年是个多事之秋，我隐约嗅到了人类文明周期性衰落的味道。在这场无法避免的衰落中，哪些民族会走入沉沦、哪些又能度过难关？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人的勤劳与勇敢是值得骄傲的，他们能在体制的重重阻碍之下创造出世界第二的经济奇迹。但正如前总理温家宝所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无法进行到底。30年前的枪声使全民噤声，也使中国的改革步入了“改无可改”的尴尬境地。但人们的沉默并不代表他们选择充当懒汉，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的永远不是英雄，而是所有人抛弃“主义”、研究“问题”，共同努力，对这个古老的民族负起责任。 我的手机铃声是美国乐队 Family of the Year 为一部年更剧集写的一首插曲《Hero》，它的歌词很好地表达了年轻一代拒绝宏大叙事，但热情地迎接未来生活的精神。 Let me go, I don’t wanna be your hero. I don’t wanna be your big man, I just wanna fight witheveryone else. You’re a masquerade, I don’t wanna be a part of your parade. Everyone deserves a chance to, Walk with everyone else. 如今，中国的年轻一代承受着远超其负荷的生存压力。房价畸高、公司压榨、食品毒害、环境污染，加之愈发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保将空，这些压在中国年轻人身上的重担没有一个是可以被“英雄”轻松解决的。我们受够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宏大叙事，在即将到来的复杂时代面前，这些口号显得无比苍白。在这样的艰难境地中，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英雄”的出现。抑或说，我们自己才能做自己的英雄。

近年来，随着勒庞所著《乌合之众》在阅读界的流行，中文社会掀起了一场污名化“大众”的浪潮。人们似乎从勒庞那缺乏逻辑连续性和实证支撑的“论述”中，找到了“管制”大众舆论的合法性。本着“带着论点找论据”的精神，一系列大众舆论的“恶行”被公之于众。于是，“舆论吃人”的论点开始被“舆论”本身所接受，形成了一派“自废武功”的奇特景致。 事实上，舆论并非全无“恶行”，雪花也并非全然“正义”。中国自古便有“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等典故，并且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舆论的“原罪”也被空前放大，使得原先仅能作用于熟人社区的“三人”“众口”变成了具有巨大破坏性的“雪崩”。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雪花的“非正义性”仅在其所身处的“个案”中才能成立。要在更普适的层面上探讨雪花的“正义”与否，就必须突破“个案”的桎梏，发现舆论之所以作出“恶行”的更本质原因。 纵观历次中文社交媒体上的“舆论风波”，不难看出大众舆论先天便具有的三个“原罪”——多元性、反复性与破坏性。所谓多元性，是指因社会个体在社会背景、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大众舆论与生俱来的多样性。然而，仅具有多元性的大众舆论不仅不具有“雪崩”式的破坏性，还能促进公众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使人们在与不同意见的交锋中深化对社会议题的认识、弥合因个体差异而产生的矛盾。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大众舆论的“多元性”构成了其“中立性”的基础，不仅不是“原罪”，反而应是“原善”。 因此，“雪崩”的发生主要缘于大众舆论的另外两个“原罪”，即反复性与破坏性。所谓反复性，是指随着有关事件的信息的不断披露，舆论主流立场所发生的前后反复。由于公众对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大多投入了一定感情（这种感情既可源于对相关事件当事人的共情，又可源于对“公共认识”的认同），所以主流立场的每一次反复都会加剧公众对事件“反派”的义愤。如此一来，舆论的破坏性便在这种情绪累积的过程中不断加大。倘若舆论最终的矛头指向了“正确”的“反派”，则舆论便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善事”；而倘若该矛头指向了“错误”的“反派”，则“三人成虎”的悲剧就会上演，最终导致“雪崩”的发生。 判断一个结果是否符合“正义”的标准，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这与公众注意力先天便具有的短期性相冲突；加之“正义”的标准本身便具有多元性，使得空泛地讨论雪花的“正义性”变得毫无意义。要降低舆论引发“雪崩”的几率，就必须从舆论的反复性与破坏性着手，在不奢求舆论“行善”的前提下，让舆论尽量少“作恶”。 大众舆论的反复性缘于相关信息披露的不及时或不真实。因此，提高信息披露的速度与信度是减少舆论反复的最佳途径。一个社会的健康运行离不开独立而自由的新闻媒体。后者不仅可以成为弱势群体的有效发声渠道，化解因信息流通受阻而不断积累的不满情绪；还可以为社会热点事件及时而准确地披露信息，使舆论不至于因信息的不对称而摇摆反复。可以说，具有广泛公信力的新闻媒体可以充当大众舆论的“润滑剂”，最大限度地降低舆论的反复性和破坏性，使“雪崩”化解于未然。 如今，针对大众舆论的社会作用，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众舆论的三个“原罪”决定了其只会导致“雪崩”式的言论暴力，因而具有“非正义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舆论可以在公力救济失灵的情况下，自发地“主持正义”，因而具有“正义性“。前者在妖魔化大众舆论的同时，无视了前文所述导致或加剧舆论“作恶”的深层原因；而后者则过于理想化，赋予舆论本不该被赋予的使命。无论哪种观点，都忽略（或选择性忽略）了新闻媒体的重要性：前者忽略了媒体对舆论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后者则忽略了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作用。 中文互联网上充斥着低质量的“谣言”和对各类群体的“网络暴力”，人们似乎逐渐背离了互联网“连接人”的初衷。造成这一现状的部分原因，正是正规媒体公信力与独立性的丧失。弱势群体失去了有效的发声渠道、社会公众失去了可靠的信息来源，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与焦虑之中。于是，义愤与戾气开始蔓延，而那些屡屡出现在社会热点事件中的“反派”们——无论是否真的是“反派”——便成了发泄的出口。因此，争论“雪花是否正义”无非隔靴搔痒，问题的症结如同屋子里的大象，聪明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只是不愿说出罢了。

与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新的民族自豪感相伴而生的，是所谓“中国特殊论”的兴起。它一边强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为现行体制穿上“符合国情”的合法外衣，从而在基础理论上排斥结构性改革；一边夸大中国文化对于外国人的“不可理解性”，拒绝接受中国文化圈以外的人对自身的解剖和批评。无论如何，中国特殊论都构成了李侃如所言“排外主义”的支柱之一，为部分保守人士的“闭门造车”大开方便之门。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必然既拥有所有国家或民族都拥有的全人类的共性，又拥有其他国家或民族所不具备的特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主张。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一个出身于文化风土与社会结构皆不同于中国的美国的学者，其对中国的观察与解释，势必既存在跳脱出中国固有观念的“旁观者”所特有的洞见，又存在因语言或文化的隔阂而不可避免的误读。因此，身为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曾在白宫担任重要公职的李侃如所著《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就并非可以一笑了之的“外国人著作”。 《治理中国》的中文版出版于2010年，彼时正值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福利持续提升、政治相对开明的“黄金时代”，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喜人成果令无数国人对未来充满信心。然而大多数人未曾料到，仅仅9年之后，中国体制积蓄多年的流弊就开始显出其恶果。如今，面对国内外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人们再次陷入一如90年代初期时的迷茫。而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汲取“局外人”的养分。我们不妨翻开这本20多年前问世的著作，看看那时的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 本书共11章，第一部分大致梳理了中国帝制时代的总体特征以及中华民国的历史；第二部分介绍了1949年以来的共和国历史并对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后邓小平时代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治理问题进行了详细地分析；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运作模式及决策过程；第四部分则分别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模式在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法[①]。 本文将结合笔者自身对中国政治及文化的理解，从“洞见”和“误读”两个角度出发，来分析本书值得重视或商榷的观点。“文以载道”向来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推崇，因此本文的分析也难免融入笔者自身的价值判断。 “外儒”与“内法”：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第一次分野 同大多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一样，李侃如将近代以来兴起的反传统思潮与“反儒家”等而视之，认为帝制中国遗留下来的等级秩序与厚黑权术均是“儒家”的主张。然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帝制中国实际上一直奉行黄老与法家之术，只是为了维护自西周时开始延续的“以德配天”的法统，统治者不得不给残酷的统治术披上温婉的儒学外衣。尽管作为维护法统的代价，学习并信奉儒学的文官确实会对帝王产生些许道义上的约束，但帝制中国自始至终充满政治权术、军事阴谋、官僚堕落和社会动荡的本质并未被改变[②]。 这便是所谓“外儒内法”的帝制传统，其核心实为 “内法”，而仅仅作为外衣的“儒”可以被替换成任何其他思想。无论统治者如何努力包装，帝制的残酷本质不会因为外衣的改变而改变。李侃如一面意识到“虽然在两千年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儒学是官方意识形态，但在实际做法上则大量采用法家的主张”，一面又将“学生听从师长，子女遵从父母，下级服从上级，所有人都要尊崇皇帝”的帝制模式归功于“儒家”的影响。他错误地将中国的“封建礼教”归功于“儒学的影响”，而忽略了帝制中国“外儒内法”的本质。 西方近代的代议制民主发端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③]，在这套等级森严的制度中，社会关切是由近及远的，因此产生了“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政治原则。这种依据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分配权利义务的体制，与儒家所倡导的“修齐治平”不谋而合。代议制民主的有效运行，必须建立在熟人社区和本土意识的基础之上，而这恰恰是欧洲的封建制度和同样产生于西周封建制度环境下的儒家学说的自然延伸。如果说“内法”构成了帝制的核心原则，那么“外儒”则蕴含着近代民主制度的基础。 当闭关已久的帝制中国开始被动地与西方文明直接接触时，那些首先“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敏锐地意识到，西方人普遍奉行的社会制度与他们多年以来潜心研习的儒家经典中所设想的社会制度高度相似。他们将西方社会描述为“上下同心，以礼自处，顾全国事如此[④]”的理想状态，并以“天下为公”来概括这种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因此，在清末民初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那些日后被称为“守旧派”的知识分子从民主制度与儒家经典的共同点中受到启发，开始对残酷的帝制进行反思。他们之所以被后世的活动家称为“守旧派”，正是因为他们只反“内法”而不反“外儒”，进而给人一种“封建礼教卫道士”的印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国内外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反外儒”的“进步思潮”开始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这正是李泽厚先生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转折。然而，压倒“启蒙”的可能并非“救亡”，而是经过现代性包装的“内法”。与倡导“有差等的爱”、重视远近亲疏的社会关系的儒学形成鲜明对照，法家所倡导的是“无差等的服从”，意图打破封建社会固有的社会关系网、以将原子化的个人紧密地团结到统治者周围[⑤]。“进步思潮”将德日式的高度集中的国族主义视为中国现代化的捷径，进而从“学习英美”转向“通过德日学习英美”，以使中国不至于在斯宾塞式的“国族竞争”中落后太多。与其说“五四”以后的中国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内法压倒外儒”、“德日压倒英美”。 正如李侃如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二次革命之后的孙中山所建立的国民党，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而与国民党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共产党则同样具有列宁主义式的组织方式，并“具有相似的社会和政治来源”。因此，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五四”以来“进步思潮”的实践者，只不过二者在实现现代化的途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精英”与“群众”：两种革命主体的尖锐交锋 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五四”以后的“进步思潮”提供了一条不同于德日的新的现代化途径。李侃如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将在革命巨变中崩溃的‘科学’、‘进步’的西方理论”，让当时的部分知识分子看到了“迅速使中国进入这一学说所界定的文明先锋的行列”的可能。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这些知识分子组建了中国共产党。 与德日主要通过中上层阶级推动改革或革命的方式不同，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被广泛动员起来的工人、农民与基层军人。李大钊将这场革命的胜利称为“庶民的胜利”[⑥]。德日式的“精英革命”的前提，是发生革命的国家存在一个成规模的新兴贵族群体。这些新贵族既拥有足以推动社会革命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源，又对旧有体制心存不满。而对于像帝制俄罗斯和帝制中国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尚不成熟、新兴贵族尚未形成革命力量的国家来说，德日式的精英化途径可能并不适用。 共产党的早期创始者们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由于清末的中国尚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党迅速失去了对新政权的控制权。尽管孙中山重返广州后确实建起了一支武装力量，但北伐革命的成功也与其“联俄联共”的群众化路线，以及北方中国军阀割据的现实情况密不可分。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阵营并不赞同共产党的群众革命方式，他们坚持走德日式的精英化路线。双方的矛盾在孙中山去世以后一触即发，后者在蒋介石发动的“清党”运动中几乎死伤殆尽。彼时正值1920年代后叶，德日等新兴列强正在迅速滑向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受这股思潮的影响，蒋介石开始倡导“新生活运动”，并与主张群众革命路线的共产党分道扬镳。“新生活运动”虽然有着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的外衣，但其本质却是利用政治高压培养国民服从的习惯，这仍是帝制中国“外儒内法”的翻版[⑦]。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未真正完成过。 李侃如将国民党的最终失败归因于“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三个弊病”，即“任人唯亲、腐败和光说不干”。这实际上是小视了中国人对帝制的忍耐力以及共产党所奉行的“群众革命”路线的号召力。尽管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短暂的松弛，但其广泛发动底层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确实将占当时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群体有效地纳入到了自己的革命活动中。至解放战争后期，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抗拒“共产党革命性的社会变革”。 “正统”与“国情”：两种革命路线的分歧与动荡的三十年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内部就存在着有关革命路线的分歧：一边是以共产国际代表与党内具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为首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主张以产业工人为革命主体、以城市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最终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另一边则是以中国本土农民与传统知识分子为首的“结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主张以农民为革命主体、以农民战争的方式夺取政权、最终建立一个由进步阶级共同领导的联合政府[⑧]。尽管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双方在纠正陈独秀等“右倾投降主义”方面达成了一致，但是党内有关革命路线的分歧一直存在。直到因“正统派”的错误指挥导致全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国情派”取得党内主要领导权后，该分歧才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正如李侃如所言，“国情派”的农民路线使得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时“党员绝大多数由农民构成”，这些人“本能地倾向于反对城市、反对知识分子”。他们“无法掌握大规模行政机构所特有的纸上作业，但却获得了在治理国家的政治机构中身居高位的权力”。正是这种由革命者向执政者角色转换的不成功，最终导致了共和国前三十年激烈动荡的历史结果。 毛泽东身为“国情派”乃至整个共产党的领袖，也存在着上文所述“角色转换”的问题。李侃如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位成功的革命者，其“必须保持高度的热情”，而这“很难与平稳的行政管理兼容”。革命者“倾向于把复杂的管理看作实现其目标的障碍”，而公务员则“常常要对革命者决策冲动中的热情和缺乏技术专长泼凉水”。正是这种革命领袖与官僚体制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使得毛泽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运用他的“斗争哲学[⑨]”与他自己亲手建立的官僚体制进行对抗。而正是这种“周期性地与自己的创造物的作战”，给1976年时接手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们留下了一个“因社会冲突而精疲力竭的国家”以及一个“互不信任与派系斗争已积重难返的政府体制”。 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动荡的三十年中，以邓小平和周恩来为代表的技术官僚在客观上对毛泽东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也正因如此，他们始终被毛视为“腐朽落后”的官僚体制的一部分，不断在权力斗争中被打压。直到1976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相继去世后，邓小平才逐渐走上权力中心，开启了“拨乱反正”的改革进程。尽管在同一时期，党内再次出现了关于改革路线的争论，但邓小平凭借自己超常的政治手腕，平衡各方势力，带领迷茫的中国走上了一条“务实主义”的发展之路。 “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与停滞 用李侃如的话来说，1980年代的改革，是一个“首先采取大胆的行动、然后努力去适应其结果并尽力继续前进”的过程。改革的主要对象，是以毛泽东的平均主义与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它开始于思想领域，即“灵活运用毛泽东思想”，以“把中国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⑩]；在经济领域达到顶峰，将中国经济从毛泽东晚期濒临崩溃的境地中拯救了出来；并最终结束于政治领域。 尽管多数人将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归功于“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但实际在政策层面推进改革的，是“改革的总工程师”胡耀邦以及接替其工作的赵紫阳。关于改革路线的激烈争论几乎伴随了一整个1980年代的改革进程，争论的一方便是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派”，他们“确信要建立更加人性化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就必须进行更多的根本性变革”；而另一方则是以老一辈革命家为首的“保守派”，他们“渴望恢复一连串‘左’倾激进主义之前的时光”。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宣告了这场持续多年的争论的结束，“开明派”彻底失去了党内的话语权，改革也因此一度陷入停滞。好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使迷茫的党和国家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始于1990年代初期的新一轮体制改革将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绩效主义”的原则之上，即一切体制改革都必须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这一策略直到最近还效果显著，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平均每年接近10% 的速率增长。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停滞，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中国的长远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2012年，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呼吁：“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⑪]”这一说法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李侃如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在经济、环保和社会等方面将要面临的挑战，其核心症结正是存在于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系列根本矛盾。 《治理中国》成书于1990年代，距今已二十余年。尽管中国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李侃如的书中所述并未完全过时。正如前文所述，李侃如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理解既有洞见又有误读。我们这代人要做的，正是审慎地剔除其误读的部分，吸收其洞见的部分。 2019年的中国，正面临着数十年未有之变局。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处，我们必须带着开放的胸怀和谦卑的心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中国的土地与人民，已经遭受了数千年的绵延不绝的苦难。我们不能让苦难的历史重演，不能让“文革”的逆流再来。 [①] 李侃如. 治理中国: 从革命到改革[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②] 熊逸. 春秋大义: 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③] 此处的“封建制度”仅指“封邦建国”的社会体制，并非中国学界通常所说的作为一种历史形态的“封建时期”，下同。 [④] 刘锡鸿. 英轺私记[M]. 岳麓书社, 1986. [⑤] 秦晖. “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 (下)[D]. 社会科学研究, 1999. [⑥] 李大钊. 庶民的胜利[J]. 新青年, 1918, 5(5): 436-4. [⑦] 刘文楠. 规训日常生活: 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2013 (5): 89-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