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

此刻的我，正坐在巴南工业区的某间宿舍里，对着充满指纹的笔记本电脑，回想着在这艰难的一年里，任何能够使我留恋的事物。 按照惯例，我在写狗屁不通的所谓年终总结时，会戴着耳机，单曲循环一首多少能够令我或感慨、或亢奋的音乐。而今年，我一直在听的，还是李志在2018年跨年演唱会上的那首不插电版的《热河》。说来吊诡，这首歌明明叫“热河”，写的确是南京。就像我在上海时每天都会经过顺义路，却一次也没去过北京。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南京已经成了“家乡”的代名词。这或许是因为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会先飞到南京禄口机场，再坐动车回芜湖；或许是因为每次跟人介绍自己家乡时，都会不自觉地和对方说 “我老家，安徽芜湖，就在南京旁边”；又或许是因为每次提起“中国”时，我都会想起南京。 不是与我同年毕业的人根本不会知道，新冠疫情之后，在中国找工作有多难。尽管我一度非常想在上海定居，但无比艰辛的求职历程使我伤心透顶，以至于在我登上去深圳的飞机时，没有一丝留恋，连头也没回一下。当然我对大众刻板印象中的“上海人”没有任何看法，也不觉得上海是一座多么难以融入的城市。我只是单纯地觉得，或许只有像深圳这样缺乏传统的地方，才更加适合我生存。毕竟我不喜欢历史，也讨厌传统。 国浩是家好律所，因为它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收留了我，并为我提供了一个足以磨练技艺的好平台。虽然一心想做诉讼的我，已经阴差阳错地踏入了非诉律师的道路，但如果放弃扶贫济困的理想，一心只想着过上体面生活的话，律师不过是门谋生的手艺而已。所以我早就放弃幻想了。自从我背着书包、拖着箱子来到南方的这片文化沙漠上的那一刻起，青春就已经随风而去了。 一年前的今天，我正发着40度的高烧，在谢春花的演唱会上瑟瑟发抖。而就在同时，李文亮发出了那条足以载入人类史册的微信消息。之后，哨声响起，整个世界都变了。我依稀记得，谢春花那场演唱会的主题是“2020，请对我好一点”。好吧，它确实对我挺好，至少在它最后的两个月里，我的人生多少出现了一丝转机。 夜深人静时，我时常在心里咒骂那些给我们这代人留下一片狼藉的父辈们。这个国家已经在她的“接班人”身上压了太多重担，以至于完全不需要人流和结扎，新生儿的数量也在逐年下降。这或许会挫败杜蕾斯的股价。不过也好，我向来不喜欢垄断资本，如果杜蕾斯具有垄断型的话。但往后又该怎么办呢？至少我想不到出路。可能对于个人来说，逃离索多玛才是上策。奈何这时又来了新冠肺炎，使得国与国之间那条最后的虚伪的友好纽带，也被拦腰截断。 明天，我将从巴南出发，坐上两个小时的轻轨，去渝北坐飞机回家。当然，芜湖没有机场，我的目的地仍然是南京。但对南京来说，我的老家在身后，在岸边，在安徽全椒县。 2020年12月31日于重庆巴南

所谓的“14天自我健康管理”制度，亦即“14天隔离”制度的美化提法，真是一个彻底的懒政行为。今天下午，当我拖着一大箱行李以及一大包快递（里面装着用于替换的被褥，我之所以要抱着它到处跑，正是因为封闭管理的学校不让快递员进入，从而使我不得不自己去菜鸟驿站取件并带回学校）来到光复西路的校门前时，一个笨手笨脚的保安让我们排队进行“身份验证”。由于那个该死的人脸识别系统不管看到谁都是一副“识别失败，请刷卡重试”的死样，我们不得不挨个进行纸质登记。我后来才知道，那个用于返校身份验证的系统，似乎没有被录入任何一个学生的信息。也就是说，那个不断重复着“识别失败，请刷卡重试”的机器是个彻彻底底的摆设，所有排队进行“身份验证”的学生都不得不进行手动登记。 可能是因为我那十位数的学号过于复杂，以致于那名奉旨办事的保安根本无法在厚厚的学生名册上找到我的信息，因此我不得不在身后数名与我同样拖着大箱行李的女生的焦急等待下，自己翻找名册、自己填写表格，并从一个没有任何工作人员驻守的“体温检测间”中通过，最终顺利而快速地进入到了阔别已久的校园。 一番整顿以后，我将疫情期间孤独地横躺长达8个月之久的一床被褥，连同一个小米手环3一起打包寄回了老家。因为我这次返校已经准备了一床全新的被褥，所以旧的似乎发霉的那床“孤独被褥”便沦为不得不被邮寄的多余之物。之所以我要连那个早已耗空点亮的小米手环3一并寄回，是因为33想用它来做自己的闹钟兼手机的消息提醒仪（与我如出一辙的用法）。自从当上十一中国际班的班主任后，她那无论有怎样的急事都死活打不通电话的“失联症”似乎得到了缓解。看来真正能使一个人走向成熟的，不是爱人的循循善诱，而是社会铁拳的毒打。对于她的这一点变化，我还是很感到欣慰的。 我没想到这座神奇学校的注册报到时间到今天下午四点就会截止，因此当我不慌不忙地享用完河西食堂那堪比人间美味的丰盛晚餐，走到40栋正门附近的报到机器前（它一直到下午四点以前还呆愣愣地杵在那里等人刷卡），发现本该位于那里的机器已经消失。紧接着我便接到班长大人的通知：“报到时间截止到13号下午四点，以下名单中的同学（当然包括我在内）未能及时报到，请于明天在40栋一楼终端处（也就是我此时正站立的同一位置）进行补报。” 晚上“跨区洗澡”时突然下起大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之所以在“洗澡”前加上“跨区”二字，绝非因为我故弄玄虚，而是因为在这所神奇的学校，居住在河东的几乎所有学生（一号楼除外，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浴室）都要越过苏州河，来到河西的公共浴室洗澡。而众所周知，苏州河是普陀区和长宁区的界河，所以我们每晚的洗澡行动，都要不折不扣地跨区进行。考虑到上海的直辖市地位，我们洗澡时所跨越的居然是两个市级单位。所以可想而知，当跨区洗澡的我们遇到瓢泼大雨时会是一种怎样的好心情。尤其当我们看到路边有两床被大雨淋得湿透了的被褥（很遗憾，晾晒它们的主人似乎忘记了他们需要在天黑前收被子的常识）时。这股好心情变得愈发地好了。